13岁，她说，一天要被糟蹋20多次，肚子被蹂躏到肿胀鼓起，那些日本兵就用军靴，一脚一脚，狠狠地，给踩平。 1941年的汤山，秋风吹过稻田时总带着股铁锈味。雷桂英比同龄孩子矮一个头，枯黄的头发贴在颧骨上，额角那块青紫色的瘀伤，是前几日被日军推搡撞在门框上留下的——那时她还不知道，这只是苦难的开始。 邻村那个给日军跑腿的男人找到她时，手里攥着半块麦饼。“高台坡有日本女人缺人看孩子，管饱饭。”他说话时，喉结上下滚动，眼神却不敢看她。 她跟着走了近一个时辰，直到看见挂着“士兵休憩处”的木牌，才觉出不对。门口日军的步枪斜挎在肩上，刺刀在太阳下闪着冷光，像极了村口屠夫磨亮的杀猪刀。 转身要跑的瞬间，后颈被一只粗糙的手掌攥住，力道大得像要捏碎她的骨头。嘴被捂住，只能发出呜呜的挣扎声，双脚在地上拖出两道浅沟，被拽进院内那间低矮的土房。 土房里没有窗户，只有两张铺着脏草席的木板床，墙角堆着发黑的破布，空气里弥漫着汗臭和血腥味。第一个日军进来时，她本能地往后缩，膝盖被狠狠踹中，“咚”地跪倒在地，额头磕在床沿，眼前炸开一片金星。 后来她学会了在剧痛中保持不动。有人说“顺从或许能少挨些打”，但她见过同屋那个十六岁的姑娘——不过是咬了日军的胳膊，就被刺刀挑破了喉咙，尸体拖出去时，头发在地上拖出长长的血痕，眼睛还圆睁着。 有次被按在床沿，她瞥见窗台上放着半截碎裂的瓷碗。指尖刚触到冰凉的瓷片，日军就抽出了腰间的刺刀，在她大腿上划下一道十厘米长的口子。鲜血瞬间浸透单薄的裤子，顺着小腿滴在地上，汇成一小片深色的印记，像极了田埂上凝固的泥浆。 她开始悄悄藏东西。墙角有袋村民之前留下的消毒粉，是给受伤的游击队员换药时剩下的，她不知道这白色粉末有什么用，只在日军转身的间隙，抓一点塞进衣襟。每次被军靴踩过肚子，疼得蜷缩成一团时，就摸一摸衣襟里的粉末，像攥着一粒救命的种子。 日军换了一批又一批，排队的身影从晨雾里出现，到黄昏才散去。她的腿渐渐瘸了，头上的肿块消了又起，腹部的疼痛从尖锐的针扎，变成持续的钝重锤击，像有块烧红的铁烙在里面。 那些被军靴踩过的夜晚，她常常躺在草席上，听着醉酒日军的日语咒骂，闻着空气中散不去的血腥气，觉得下一口气就再也喘不上来。可当指尖触到衣襟里的消毒粉时，心里会不会升起一丝微弱的念——或许，能活着出去？ 某个深夜，站岗的日军靠在墙根打起了呼噜，口水顺着嘴角流到衣领上。她盯着后墙那道裂开的缝隙，像盯着黑暗里唯一的光。一点点挪过去，手指抠住砖缝，瘸着腿爬出院子，攥着那包消毒粉，消失在漆黑的田埂上。 身后的土房里，还传来模糊的笑骂声；身前的稻田里，青蛙在夜色里叫个不停。她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每跑一步，大腿的伤口就扯着疼，腹部的钝痛跟着一抽一抽，像有双无形的军靴还踩在上面。 多年后，她腿上的伤疤变成了浅褐色，腹部的钝痛阴雨天还会发作，就像13岁那年被踩平的肿胀从未真正消失。那不是故事，是刻在骨头里的记忆——有些疼痛，从来不需要提醒，因为它们从未离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