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在延安考察后，口出狂言评价毛主席“不过是宋江一流”。 延安那回，黄土坡风硬，窑洞里灯光发黄。一个是后来改写中国格局的领袖，一个是从山东聊城读书闯出来的胖学者，对着小炭炉聊了大半夜。散场时，据同伴多年后回忆，这个学者迈出洞口，脸色冷，只扔下一句：毛，不过宋江一流。 这人叫傅斯年，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生，山东聊城人。 傅家祖上出过顺治朝状元傅以渐，早年钟鸣鼎食，到清末风光不再，父亲虽然是举人，家底很薄。屋里最值钱的是几柜线装书和一套读书规矩。 他被按在书案前背经史、抄古文，国学底子由此打牢。 一九一三年，他考进北京大学预科，一九一六年升入文科国文门。列强压境，北洋政府软弱，校园里西方思潮乱窜，学生心里都憋着火。 一九一九年，火气炸开。五四那天，他被推为总指挥，学生扯着白布条上街，口号喊到嗓子沙哑。 赵家楼被点着，曹汝霖挨了打。 队伍最前头站着的，就是他。人群还在沸腾，他却悄悄退到一边。 外面有人嘀咕他躲事，熟人清楚，他听进胡适那番劝：街头热血不能当长久活路，总得有人回去做制度、做学问。 那年夏天，他考取庚子赔款官费名额，远赴欧洲，一去七年。 留学归来，他入职中山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他走出书斋写文章，严厉指责“不抵抗”，把国民政府骂得脸上挂不住。 日本学者鼓吹“满蒙在历史上不是中国领土”，他查资料，一条条反驳。更早些年，在北大时，曾因为毛主席在图书馆工作不够细致，当场赏过对方一个耳光，这桩旧事后来被不少人挂在嘴边。 一九三八年，他担任国民参政员，把火力对准行政院长孔祥熙。 孔是宋美龄姐夫，又是蒋介石连襟，位高权重。他在会上揭贪污，摆事实，说得全国皆知。蒋介石把他叫去，问信不信自己，他回答信。 蒋介石顺势表示既然信自己，也该信自己任用的人，他顶回去：人和事不能混算，这句话哪怕掉脑袋也说不出口。孔祥熙的脸面，就是在这一来一回里丢得差不多。 抗战胜利之后，他又盯上宋子文，在《世纪评论》上写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不久宋子文辞职，傅大炮又轰下一位人物。蒋介石一直想拉他入阁，他不肯答应，只愿意做国民参政员，嘴上骂国民党，心里记着“国士相待”。 一九四五年秋，北大从日伪控制下光复，请他做代理校长。 胖校长走进校园，操山东话，神情严厉。 抗战期间，有些知名学者留在沦陷区，在日伪体系里担任伪职，战后不少人为他们求情。 他把名单摊在桌上，宣布所有出任伪职者，一律不得再在北大执教。 有人上门劝，他只回一句：那些跋山涉水跑到重庆、昆明的大后方的师生，为民族大义抛家别子，在山城里吃糠咽菜，如今难道连一句交代都等不上。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就在被清出去的那一拨，从此对他怨气很深。 一九四五年夏，他随访问团到黄土高原。 礼堂墙上挂满锦旗，口号一条挨一条，他抬头看了一眼，嘴里嘀咕堂哉皇哉。 那天夜里，毛主席留下他单独长谈，话题从天下局势绕到历史人物，又扯到章回小说。按当年友人回忆，他对毛主席熟悉市井故事很吃惊，心里盘算，这不是消遣，是揣摩人心、调度群众的工具。延安的组织紧，宣传紧，他看在眼里，感觉与自由主义隔着一道沟。 回到重庆，他在熟人面前谈起延安，用了“专制愚民”四个字，还甩出那句“不过宋江一流”，这话在友人圈子里流传开。 与共产党保持距离，与国民党也并不顺毛。 一九四八年年底，国民党军队败退，他和胡适对坐饮酒，嘴里念着陶渊明“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桌上酒杯未空，衣袋里安眠药已经备好，局势再坏一点，他准备随时离场。 一九四九年，他最后选择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这个决定里，既有对政治前景的判断，也有士大夫认死理的一面：君以国士之礼待我，便以国士之躯相报。 到了台湾，他接掌台湾大学，推门坐进教室后排，听完课觉得老师不行，很快就会有人离开讲台。 有力量要把三民主义课塞满校园，他竭力拦着，说大学总得留一点能自由呼吸的角落。 学生宿舍和食堂，他也经常往那边跑，住得挤不挤，饭菜糊不糊，看过才算放心。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一次会议上突然倒下，脑溢血来得急，抢救终究没能成功，五十五岁的人生就此停住。 后来的人给他安上不少称呼，有说他是乱世一书生。胡适那句评价一直在书里流传，说傅斯年是中国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延安窑洞外那句“不过宋江一流”，也就被夹在这一生的褶皱里，一头连着黄土高原的夜风，一头连着书桌上那摞翻得起毛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