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这张照片曾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有人认为，这样的外貌怎么丝毫和美貌不搭边，怎么称为风华绝代的女神？可众人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林徽因肺病缠身，病魔早已摧残了她的美丽。 那会儿她四十来岁，肺结核拖了十多年，哮喘也缠身，双肺千疮百孔，一只肾早已坏掉。 夜里咳得床单发湿，痰里带血，白天还得撑着去开会、上课、改图纸，走几步就要扶墙歇气。镜头把这些统统抹平，只留下憔悴的轮廓，落在后人眼里，成了“颜值不配传说”的证据。 可在很多老朋友的记忆里，她定格在更早的画面。一九三三年前后，总布胡同三号的小院里，灯光暖暖，她穿着骑马装，靠在椅背上，手里拿着稿子，说话不拖泥带水，讲起小说、戏剧，一句顶一句。 梁思成、金岳霖坐在旁边，烟雾绕着脸，多半只负责听。 那时在文人圈里提起林徽因，大多先想到“有主见”“会挑文章”，而不是“长得好看”。 萧乾第一次见她，就是被这股子劲吓了一跳。林徽因在报上看到他写的《蚕》，觉得有意思，就托沈从文把这个燕大年轻人周末带来喝茶。 萧乾心里打好底：女诗人，又有肺病，大概是卧在床上的模样。结果推门一看，人是站着的，气色不差，眼睛亮，骑马装利落，说起作品来毫不含糊。那天之后，他成了“太太客厅”的常客，后来再回忆，说的更多是她的判断力和谈吐，而不是只盯着脸。 局势一变，人就被时代往前推。 一九三七年夏，北平沦陷，营造学社被迫解散，日本“请柬”送到家门口，她和梁思成心里清楚，脚不能再钉在城里。九月，一家人从天津出发，带着两个孩子和林母，一路颠簸到长沙，住在火车站旁边的简屋里。 十一月二十四日，长沙遭轰炸，她在信里写过：先听见远处爆炸，几个人拎着孩子往楼下跑，还没出门，最近那一颗就砸下来，房子几乎散架，她抱着小儿子被气浪抛起又摔下，玻璃木板一股脑砸下来，一家人灰头土脸冲到街上，总算捡回命。 十二月八日，他们再上路，朝昆明去。 路过湖南晃县时，她高烧不退，城里乱成一锅粥，一时找不到落脚处。 梁思成在街上乱转，忽然听见小提琴声，顺着声音去敲门。开门的是一屋子笕桥航校第七期的空军学员，十来个年轻人，看着客人先愣了一下，听明白情况后，干脆腾出房间，又把她小心搀上嘎吱作响的小楼。 从那天起，这八位学员认了“名誉家长”，后来从昆明起飞上前线，都把梁家的地址写在“家属联络”一栏里。 一九三八年初，一家人总算挨进昆明，在翠湖边借住。 抗战爆发后，各地商人、银行职员、大学师生一股脑往这座城里挤，房租、菜价一齐往上蹿。林徽因肺病拖着，梁思成脊柱有旧伤，像样的建筑项目一时也接不稳。 她每周几趟爬坡去云南大学给教授补英文，几小时课换回几十元法币，回家还要烧饭、洗衣、照顾孩子，在信里直说已经“无力去感知别的”。 昆明的应酬，让她更觉别扭。 当地权贵爱把这对夫妇请去“增光”，酒桌上客气话一箩筐，真正愿意听他们谈学问的没几个。 做事这件事，她没放下过。一九三八年前后，她和梁思成接下云南大学女生宿舍“映秋院”和教室“泽清堂”的设计，又画出土墙草顶的联大校舍，还跑去圆通寺、东塔寺、真庆观大殿、金殿量尺寸、画结构，为昆明几处古建筑先留了一套“底档”。 一九三九年，她写下《除夕看花》，看战时昆明花市上的碧桃和山茶，也看见“除夕的花已不是花”，那是把心里的不安藏在一句话里。 一九三九年前后，昆明屡遭空袭，她人一天比一天瘦，脾气却硬得很。 营造学社搬到城外，她一边撑着工作，一边在棕皮营金汁河边盖起一座土坯小屋，墙刷白，屋后栽树，起居室里砌了小壁炉。 小屋一九三九年春完工，预算超了三倍，夫妻俩亲自拉材料、干木工泥瓦活，最后靠老朋友寄来的一百美元才算稳住。 不久，天津发大水，梁思成存在银行保险库里的建筑测量资料被毁。 一九四〇年底，营造学社又奉命从昆明迁往四川李庄，昆明这一段就此收住。 李庄阴冷，对肺病一点不客气，她的病一年比一年重。 一九四一年，弟弟林恒在成都上空作战牺牲，二十三岁，是中央航校第十期优秀学员。 晃县那八位飞行学员，此后也几乎全部阵亡，有人出任务时顺路给梁再冰带回一块绛紫色土布，她在边上镶了粉色小边做成旗袍；有人驾机从昆明转场成都，特地在李庄上空低空绕圈，在梁家门前的水田里扔下装着“航空快信”和糖果的布袋，没多久也传来噩耗。 一九四四年，她躺在病床上写《哭三弟恒》，那句“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你的前头”，是写给弟弟，也是写给这一群人。此后梁家每年七月七日中午，都要默哀三分钟。 战后，她在朋友劝说下，一九四六年到昆明养病，在圆通山附近的花园里住了几个月，说那里的雷雨和花木是一生忘不了的景致。 回到重庆后，又同梁思成、金岳霖一起飞回北平。 清华在营造学社基础上创立建筑系，她常年卧病，还要参与系务，搭手国徽、人民大会堂设计，为景泰蓝工艺和北京古城的去留操心，这些都不是轻松活计。 至于“美不美”，见过她的人给的答案，比照片复杂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