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上，他与毛主席平起平坐，后为民弃官成锅炉工，他是谁？ 老钢厂院子里，墙根一把旧板凳，瘦老人常坐在那里。 工人走过，只要认出那张脸，会低声一句：“这就是当年在中共九大上，跟毛主席一块全票当选中央委员的老王。” 老王叫王白旦。 一九三五年生在太行山里，河北和山西交界那片沟壑间，井陉人。 那地方曾是韩信背水一战的所在，在村里人眼里，只是石多地薄。孩子一落地，家里先想的是好养活，给他起名“王白蛋”，名贱好养，这是老理儿。 上了私塾，教书先生点名点到“白蛋”，自己先别扭，抬头看了看这个小孩，干脆在族谱上动笔，把“蛋”改成“旦”。“白旦”写出来顺眼多了，先生说，念书人得有个像样的名字。 从那以后，他就叫王白旦。 新中国成立后，山里年轻人往城里跑，他背着包出了山，进山西太原钢厂当工人。 车间里炉火翻滚，机器轰响，炉门一开，热浪扑脸。王白旦跟在师傅后面，听火声，看颜色，记温度和配比，回宿舍一脱衣服，鞋里裤腿里都是灰和汗。 时间一长，手艺熟了，人也稳，组织把他调去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 那边风比山里更厉害，屋里却是火光一片。 他成了技术骨干，别人笑他书不多，他就一句话：“活儿扎实点就行。” 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在四月一日开幕。 北满钢厂接到通知：厂里有一个代表名额，条件写得清清楚楚，党龄七年以上，还得是技术工人。人事科拿着花名册一条条对，按党龄，按岗位，把名字画来画去，最后发现，符合的只剩王白旦一个。 大会那天，他穿上中山装走进会场。 宣布中央委员当选名单时，会场一下子静下来。念到全票当选一栏，只出现两个名字：毛主席，北满钢厂工人代表王白旦。人群里立刻响起低声议论，有人探头看他一眼，这个不太起眼的工人，忽然和毛主席站到了同一行里。 会后，上级介绍他，总要加一句“在九大上与毛主席一同全票当选的工人代表”。 听多了，他心里发紧，知道炉台那边才是靠得住的地方，中央委员也好，全票也好，回到车间照样得盯住炉子。 没过多久，人事又起了波浪。 有一次座谈会上，大家轮流发言，有人嫌他名字拗口。 坐在前排的领头人听见，顺手把名单拿过来，看了看“王白旦”三个字，在“旦”上加了一笔，说：“改成王白早。”台下一笑，纸上的名字就这么改了。 一年以后，那位当年提笔改名的人在高层会上被定了大罪。 会后材料一卷卷往外抽，连那场座谈会也被翻出来，改名那一笔被圈上红线，有人私下议论，王白早是不是跟他走得近。 关键时刻，周总理出面，说改名不过是当场一想，别往工人身上乱扣帽子，这才算把口风压住。 事到这还没停。 主席身边那位夫人听说改名一事，觉得有意思，有次见到他，笑着说名字不够响亮，该换个更顺耳的。她当场想了想，开口定下新名：“叫王百得。”周围的人连声称好。 王白旦心里却打鼓，上一次改名差点让自己被卷进去，这一次偏偏由她开口，只能点头答应。 从那以后，他在不少文件里多了“王百得”三个字。 时间往前推几步，那伙人被拿下以后，许多旧账重新翻开，当年几次改名都被装进专案组卷宗。 一九七八年前后，他被叫去谈话，审查一坐就是四年。 办案的人把他的电文、信函一封封翻，一句句对，想从里面抠出他和那位夫人有什么特别关系。 屋里窗户糊着纸，他坐在椅子上，把同一句解释说了无数遍。 外头风声不小，有人去劝他媳妇，说这个节骨眼，离一离算是自保。 于淑彦听完，手上活没停，只回了一句：“他是啥人心里有数。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家老王的事早晚会有个明白说法。”说完继续做饭。 家里灯光不亮不暗，一家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心里都憋着。 四年熬过去，黑龙江那边的结论下来。 纸上写着：“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作安排。”卷宗塞进档案袋，递回他手里。 接着摆出两条路：易地做官，到外地当干部；另任新职，由组织再安排。 他心里门清，官帽子看着光，动不动就要挨风雨，炉台那边踏实。 钢厂早托人带信，说车间随时欢迎回来。 他最后选了回厂，在熟悉的炉门前当上“编外炉长”，名头不响，责任不轻，照样盯着火候和指标。 后来年纪压下来，夜班扛不住，他退了休，靠那点退休金过日子。 老伴先走一步，家里安静许多。儿子在电视台上班，隔几天回家一趟，提点菜，换灯泡，把墙上的老照片擦一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