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被俘后改名为苟秀英。押解路上，一个女俘频频回头望了她几次，眼里充满了嫉恨：“张部长，你还认识我吗？” 可她现在不是张部长，她叫苟秀英，一个四川来的红军伙夫。 至少，她得让押解的马家军士兵这么以为。否则，她活不过今晚。 1937年初，河西走廊的风比刀子还狠。 张琴秋低头裹紧破棉袄，嘴唇干裂，心跳却没乱。 几个月前，西路军溃败。她在戈壁滩上生下孩子，孩子没挺过来，她也昏死过去。 醒来时，已是俘虏。在敌人眼里，她不过是个身体虚弱、话不多的女人。 没人知道她就是红四方面军的组织部长，西路军里级别最高的女将。 她把名字藏起来，把身份藏起来，把悲恸和愤怒也藏起来。 她告诉敌人自己叫苟秀英，是四川人，在红军里做饭。 她用这种“废柴”的身份，换来一口喘息的机会。 可问题来了，西宁羊毛厂里关的，不止她一个人。有个女人认出了她。 那天快出工了，押解队把她们押到厂房门口，那个女人忽然停下脚步，转过头，死死盯着她看了几秒，嘴角冷笑了一下：“张部长，你还记得我吗？” 张琴秋愣住了，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眼睛却像刀一样盯回去。 她当然记得，那女的叫陈玉兰，原来是妇女独立团的炊事兵，因为偷布被开除军籍，后来跑去投了敌。 这种人，要是现在叫破她的身份，她死定了。 可她没吭声，也没慌。她知道，敌人现在也不完全信任这些叛徒。 只要她不露破绽，就还有机会。 她被调去剧团当厨子，是另一个被俘老红军设的局。 敌人要办联欢晚会，想吃点四川菜，那战友就装作无意说漏嘴：“我们那有个厨娘手艺好，可惜现在干粗活呢。” 就这么一句话，把她从厂房换到了剧团，避开了更严的审查。 敌人果然没多疑。她装得太像了，从来不提从前，也不和谁走太近。 她知道，活下去，不是靠眼泪，是靠忍。 可也不是没人怀疑她。那个姓杨的叛徒——杨绍德，原来是她带过的排长，后来投敌，阴狠得很。 他几次试探她，说起红军旧事，看她反应。 她一边装傻，一边记下他的话。她知道，只要有一天能回去，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 就在这时候，转机来了。 南京那边传来消息，说要做一次“宽大宣传”，释放一批“悔过女俘”，让她们“现身说法”。名单上的人，居然有她。 原来，是周恩来亲自出面谈判。延安那边早就查到她可能被俘，但不敢确定她活着。 直到一个西路军老兵被交换回国，说在西宁见过一个“像张部长”的女工，周恩来立刻写信交涉。 1937年10月，她终于站上了北上的火车。没人欢送，也没人鼓掌。 她一个人提着破布包，坐在车厢角落，窗外是黄土高原的风沙。 她没哭，也没笑，只是盯着窗外，像是在找什么。 回到延安，她什么都没说。组织上给她安排了休养，她却主动要求分配任务。 纺织、教学、带兵，她一样不落。别人问她在狱中怎么挺过来的，她只说了一句：“我知道我得回来。” 其实她没说的事太多了。 她没说过自己在莫斯科学了多少军事技术，也没提自己是鄂豫皖苏区第一个女县委书记，更没提过“五百农妇缴一团”的事。 她只记得一个信念——活着，就还有用，就还有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她调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推动了一整套技术管理条例，为整个行业打下基础。她常说：“做事和打仗一样，不能糊弄。” 1968年，她在办公室病逝。桌上还放着一沓没批完的文件。 党史对她的评价写得不多，只一句话：“在同志面前如磁铁，在敌人面前如真金。” 她的墓碑上，写着她的本名张琴秋。 可在某些人的记忆里，她永远是那个走在押解队伍中，穿着破棉袄、低头不语的女人——苟秀英。 她什么都没说，但她活下来了。 信息来源：《“中国工农红军唯一的女将领”张琴秋》——中国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