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男子从西藏樟木口岸回国，刚抵达海拔4000多米的雪地，还没喘口气，却发现手机停机了。充值200元仍无法使用，他才得知——是被运营商以“防诈骗”为由实施了保护性关停。手机没信号、身上没现金、城市停电、雪深至膝，这位旅人差点滞留在寒夜之中。 男子自述，自己坐了35小时大巴，又步行3小时才到口岸准备打电话叫车。突然手机停机，以为欠费，立刻充值200元仍无法使用。联系客服后，对方称出于“防诈安全”，进行了保护性关停。男子解释自己身处雪山口岸，信号弱、无法上网验证，营业厅又因停电关门，希望临时解封几小时吃口饭、找个车，却遭客服拒绝。无奈之下，他在警方帮助下才住进酒店。第二天他辗转前往日喀则营业厅，对方又称“无权处理”，建议返回新疆或去拉萨。最终男子不得不新办电信卡继续行程，原本的徒步计划被迫取消。 男子认为移动公司未提前通知即关停，让自己陷入危险，希望退还200元误充话费并赔偿交通费。移动公司称关停是依照反诈要求，属合理行为。于是问题来了——法律上，运营商是否有权在未告知的情况下暂停用户服务？ 首先，从法律关系上看，电信企业与用户之间属于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民法典》第509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用户付费，运营商提供通信服务，双方应当遵守合同约定。原则上，运营商不能随意中断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权作出反诈处理。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6条第5款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承担风险防控责任，应建立反诈机制；第11条更明确要求，对监测到的涉诈异常用户，可重新实名核验，并根据风险等级采取限制、暂停等措施。换句话说，运营商有权在特定情况下对用户号码进行限制，即使合同中未写明，也属于法定授权行为。 因此，从法律授权角度，移动公司有权实施保护性关停，以防止诈骗风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权利的行使应遵守比例原则与合理限度。若在行使过程中缺乏通知、导致严重不便甚至人身风险，就可能构成滥用权利。 参照工信部、公安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清理整治涉诈电话卡的通告》第4条规定，电信企业应建立“二次实人认证”机制，对于涉诈风险卡，应当先行提醒，要求用户在24小时内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进行实名核验；未在期限内核验的，方可暂停功能。并且应向用户出具风险告知书或线上提示。 从男子描述看，他在出国期间未接到任何提醒，也未收到短信或电话通知，手机直接被关停。若属实，则说明运营商在程序上存在提前告知义务缺失。此时，即便出发点为“反诈安全”，也可能构成程序性瑕疵。法律上，防诈是权利，但不能无限放大，更不能让普通用户为技术误判买单。 此外，《民法典》第117条明确规定，行为人行使权利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运营商若在无通知的情况下关停服务，造成用户人身或财产损失，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若男子能够证明因停机导致旅程取消、住宿延误、额外交通费用支出，则可要求合理补偿。但需注意，《民法典》第590条同时强调，损害赔偿应以损失的直接性、可预见性为限。若损失过于间接，如“精神焦虑”“旅行取消”，法院一般不会支持。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规定，经营者提供服务应保证安全、便捷，不得以格式条款免除自身责任。运营商虽然肩负防诈职责，但仍应在保障通信畅通与人身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尤其在偏远、高风险地区，应提供临时解封、应急热线等人性化机制，否则其“安全举措”可能反而变成“服务失职”。 再看男子的诉求——退回误充200元话费、赔偿交通费。若他充值后仍无法使用服务，根据《民法典》第577条，合同一方未履行义务的，另一方可要求返还费用。此请求有法律依据；至于交通损失，需证明与停机行为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若证据充足，也可部分支持。 反诈系统的技术识别依赖算法模型，一旦误判，就可能对无辜用户造成困扰。运营商出于安全考量无可厚非，但在极端环境下——高原、雪夜、停电——一次“误封”可能意味着生存风险。 法律既要反诈，也要护民。《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立法初衷是保护公众免受诈骗，而非让反诈成为“万能挡箭牌”。任何防范措施都应在合理、必要、审慎的框架内运行。防诈不能脱离人情，更不能脱离程序。 男子最终的那句感慨——“现在手机卡能不能恢复已经不重要了”——背后藏着普通人的无奈。反诈的“盾”，不能变成伤人的“刃”。在制度的天平上，安全与权利都应被认真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