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16岁的张作霖落难乞讨，孙寡妇看中了他，解开衣扣，掏出一块腰牌给他：“你拿着，这样的话出入后院方便！”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自己收留他的这一举动，成全了张作霖也成全了她自己。 因父亲死于赌债纠纷，16岁的张作霖被迫流浪乞讨，一度混入地主家麦收队伍蹭饭，被管家发现后遭壮汉拳打脚踢。 这时，身着素色绸衫的孙寡妇闻声而至，喝止暴行后解开衣襟，取出贴身携带的黄铜腰牌递给他：“往后走角门进院，不必与下人挤饭堂。” 这块刻有“孙”字的腰牌，不仅解决了少年的温饱，更在乱世中为他重启了人生通道。 更关键的是，张作霖可以拿着这张腰牌，从后院进入书房，也由此接触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典籍，这些草莽英雄故事，潜移默化塑造了他的处世哲学。 当时孙家正面临族亲争产危机，寡妇当家需培植亲信。 当时高坎镇流传闲话，质疑寡妇收留半大小子有违礼法，但孙寡妇在家族会议上直言：“我膝下无子，见这孩子眼中有光，便知他不是池中物。” 她特意安排张作霖与自家子侄同席吃饭，餐桌上亲自教他握筷礼仪，发现他偷学识字后更聘请塾师授课。 他白天喂马时偷学骑兵技巧，夜晚蹲守账房珠算声，甚至通过观察往来商客摸索人情世故。 有次孙家粮仓遭窃，他通过地上撒落的米粒追踪到邻村惯偷，为孙家挽回损失。孙寡妇见状愈发器重，甚至允许他参与田租核算。 某年除夕夜，张作霖用攒下的铜钱买来红纸，歪歪扭扭写下“恩同再造”贴于孙寡妇房门，这个细节让孙家仆役们彻底改变了对“乞儿”的偏见。 1893年春，张作霖决定投军闯荡，孙寡妇临行前夜将他唤入内室。她拆开棉袄内衬，取出家族传承的琥珀护身符系在他颈间，又将用玉镯典当的碎银塞进他怀里：“男儿志在四方，但遇事莫逞强。” 张作霖叩首至额头渗血，立誓“必成栋梁报母恩”。 这种投资眼光的背后，是她从少年眼中看到的“不甘人下的倔强”。 孙家账本显示，张作霖离开后孙寡妇仍每月拨专款添置新衣，自言“给我儿留着”。 而张作霖在军营写回的家书中，总用“母亲大人”称呼而非世俗的“干娘”，某封信还提及“夜训冻疮复发，幸有母亲所赠貂油”。 成为奉天督军后，张作霖对孙寡妇的安置也很有智慧，他将其接至帅府西跨院，既兑现奉养承诺，又向外界展示重义形象。 而孙寡妇赠予的腰牌，始终被张作霖贴身携带，直至成为奉系首领仍存放在帅府密室。 每日请安时他坚持行跪拜礼，并借此事在军中推行“孝义”教育。 当日本关东军试图拉拢他时，张作霖以“不能愧对江东父老”婉拒；孙寡妇七十大寿时，他请戏班连唱三天堂会，除了尽孝，也是在笼络本地乡绅。 如今在高坎镇孙家故居，仍保留着张作霖睡过的榆木炕柜，炕桌上刻有歪斜的“恩”字。这种跨越阶层的母子情，在门阀森严的晚清堪称异数，却也印证了乱世中人性光辉的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