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在任时把广东治理得非常好，大搞城建：修了30几条马路，爱群大厦，海珠桥都是在他执政时修建的。此人反腐倡廉，重视教育民生，至少在广东的口碑很好。 陈济棠是个狠人，十六岁揣着两块银元就敢从广西防城的老家跑到广州考军校，毕业后就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从排长一路干到师长。他上位的过程，就是一部典型的民国军阀升职记：有勇有谋，更懂得看风向。1929年，他的老上司被蒋介石扣了，广东权力真空，他瞅准机会，对蒋介石点头哈腰，转头就把广东的军政财权牢牢抓在了自己手里。 等他坐稳了“南天王”的宝座，他干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扩军，而是修桥。那时候的珠江上只有渡轮，两岸交通跟“堵车”这个词还没发明出来一样，天天堵得像一锅粥。陈济棠站在江边，眉头一皱，拍板：“修！建一座跨江大铁桥！” 这就是后来的海珠桥。 有了桥，接着就是路。陈济棠的思路很直接：城市要发展，血管得先通。他大笔一挥，广州城里展开了一场“马路革命”。三十多条主干道被拓宽、新建，像永汉路，以前窄得不行，拓宽后立刻成了商业大动脉。还有一千多条小街小巷，该修的修，该铺的铺。过去黄包车夫最怕的就是进小巷子，一不小心就卡住，他这么一弄，整个广州城的“毛细血管”都顺畅了。 光有骨架还不行，还得有地标。今天我们看广州，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都是响当当的建筑。中山纪念堂那宏伟的蓝色琉璃瓦顶，爱群大厦作为当时“华南第一高楼”的气派，都是在陈济棠治下拔地而起的。这些钢筋水泥的建筑，不仅撑起了广州的城市天际线，更撑起了一种现代都市的自信。 但你要是觉得他就是个“基建狂魔”，那又看扁他了。我个人觉得，陈济棠最厉害的一点，是他懂经济，懂民生。军阀混战的年代，最苦的是老百姓，今天这个军阀来收税，明天那个军阀来摊派，物价一天一个样。陈济棠主政广东那八年，愣是把经济搞得有声有色。 他干了几件事：第一，稳定货币。他搞“广东财政整理委员会”，严查贪腐，整顿税收，发行两广通行的货币“毫洋”，币值坚挺，老百姓手里有钱，心里不慌。第二，扶持实业。他开了好几家大型糖厂、水泥厂，还鼓励民间资本办厂，一时间广东的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资料显示，当时广东的工厂数量占了全国的很大比重。第三，也是最关键的，物价稳得离谱。当时有报纸统计，一个普通纺织女工的月薪，不仅能养活一家五口，还能有点余钱给孩子交学费。黄包车夫跑一天，能买两斤猪肉回家“打牙祭”。这种日子，在那个战乱不休的年代，简直就是天堂。所以，那八年，被称为广东的“黄金时代”，不是吹的。 他还特别重视教育，常说“教育是永久的事业”。他主政期间，全省新建了四百多所小学、六十多所中学，连中山大学现在的五山校区，都是他那时候奠基修建的。他规定，每个县的财政收入，必须有固定比例投入到教育上。他自己不怎么读书，却玩了命地让广东的孩子有书读。 是不是觉得陈济棠简直是个“完美省长”？别急，这只是故事的一面。 镜子翻过来，是军阀的冷酷和权谋。他搞建设、稳民生，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巩固他的“独立王国”。广东是他的地盘，他把地盘搞好了，税收才能源源不断，兵工厂才能开足马力，他才有跟蒋介石叫板的资本。他修的路，平时跑汽车，战时就能快速运兵。他办的学校，培养的是忠于他“南天王”的人才。他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老百姓才不会起来反对他。说白了，他所有的“好”，都是为他自己的“坏”服务的。 他对付起异己来，手腕一点不软。进步报刊说封就封，闹事的工会说抓就抓。1927年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广东，就是他带兵阻击的。后来红军长征，虽然有说法是他为了保存实力，和红军达成默契“让开了一条路”，但这背后更多是军阀式的精明算计，而不是什么革命情谊。他心里只有一杆秤：怎样对我的广东最有利，怎样对我的权力最稳固。 他最终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1936年，他觉得自己翅膀硬了，打着“抗日”的旗号公开反蒋，搞了所谓的“两广事变”。结果呢？蒋介石一通收买分化，他手下的空军司令带着飞机跑了，陆军将领也纷纷倒戈。半个多月，他苦心经营八年的“南天王”宝座就土崩瓦解，最后只能带着金条和家眷，灰溜溜地跑了。 这就是陈济棠，他用枪杆子打下了一块地盘，然后又用钢筋水泥和民生经济把这块地盘浇筑得固若金汤。他是个建设者，但他的蓝图，始终没能大过他那个“独立王国”的围墙。他让广州有了现代都市的雏形，却没能给自己找到一个走出军阀宿命的出口。 他晚年去了台湾，不问政治，据说整天就喜欢看人盖房子、修学校。1954年，他就是在台北为一个学校选址的时候，在荒地上用树枝比划着操场的样子，突发脑溢血去世的。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心里念着的，还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