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有两个这样的女人，足以让日本沉没。”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的这句评价，指向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王选。从英语教师到跨国诉讼发起人，她用半生时光揭开日本731部队的黑暗历史，让世界听见被掩埋的真相。 一个浙江义乌的普通女子，却扛起了不普通的使命。90 年代，王选辞掉年薪几十万的外贸工作，毅然转身走向了另一条路。这条路没有高薪回报，只有满路荆棘和被尘封的伤痛。她一头扎进浙江乡村的阡陌间，用脚步丈量那些被遗忘的苦难。 她跑去父亲的家乡崇山村。村里的老人们告诉她，1942 年那场鼠疫来得毫无征兆。一个 1200 多人的村子，最后死了 400 多个。 有人早上还在干活，中午就开始发烧呕吐。有人全身长满溃烂的脓包，在痛苦中挣扎离世。还有人侥幸活下来，却落下终身残疾，烂脚病伴随了他们一辈子。 1994 年冬天，王选从日本回国探亲。叔叔王焕斌把一份诉状塞到她手里。诉状上签满了村民的名字，他们要告日本政府，为死去的亲人讨说法。 叔叔恳求她加入，因为整个村子只有她在日本生活过，还精通日语。王选看着诉状上密密麻麻的名字，想起父亲说过的、13 岁就死于鼠疫的叔叔。她当场答应了下来。 紧接着，王选开始寻找突破口。她在《日本时报》上看到一则报道，哈尔滨开了场 731 部队国际研讨会。报道里提到两个日本人，曾去崇山村调查过鼠疫。 王选立刻行动起来。她联系报社，通过共同社辗转找到这两位名叫森孝正和松井英介的友人。得知对方正组织和平人士支持中国受害者，王选当即表示要加入调查。 她的生活彻底变了样。曾经的外贸精英，如今成了奔波的调查员。她陪着日本律师团走遍浙江、湖南的受害乡村。她帮老人们梳理证词，把模糊的记忆转化为法庭认可的证据。 她还协助整理加害方史料，《井本日志》就是这时被她和团队重点挖掘的关键。这本日军参谋的日记，详细记录了 731 部队的细菌战计划，和国民政府的档案形成了完美佐证。 经费问题像座大山压在所有人身上。90 年代的城镇居民月均收入才一千元，农民的收入更少。王选和原告们想尽办法省钱。 每次去日本开庭，他们的行李箱里都塞满方便面。国内开会的住宿费，靠义乌本地受害者凑。常德的代表经济困难，交通费和伙食费全由王选从捐资里垫付。 1997 年 8 月，王选带领 180 名原告，在日本律师团的陪同下走进东京地方法院。这是中国受害者第一次向日本政府公开喊话。 法庭上的较量持续了五年。2000 年的第 17 次开庭，出现了历史性一幕。两位 731 部队的老兵筱冢良雄和松本正一，当庭承认了部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他们的证词，成了压垮谎言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2 年 8 月，一审判决下来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赔偿请求，却明确认定了一个事实：旧日本军 731 部队在陆军中央命令下，实施了违反国际公约的细菌战，造成大量平民死亡。 王选给崇山村的乡亲们打去电话。她声音沙哑却坚定：“我们败诉了，但我们赢了。他们终于承认了。” 这场诉讼持续了十年，三级法院开了 40 次庭。终审败诉后，王选没有停下脚步。她带领大学生志愿者，用七年时间走访浙江 30 多个乡镇。 他们记录下两千多位 “烂脚病” 老人的口述，填补了细菌战调查的空白。她还跑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在浩瀚史料中找出日军使用炭疽菌的证据，连军事专家都为之一振。 现在 73 岁的王选，腰因为长期伏案工作已经不太好，坐下必须垫个靠垫。但她还在翻资料。2025 年，她从日本买回的新书里，又发现了日军精准投放炭疽菌的新证词。 她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她只是个不想让历史被掩埋的普通人。2002 年的 “感动中国” 奖杯，她放在书架角落。她真正在意的，是那些老人临终前握着她的手说 “谢谢你还记得”。 就是这个女人，用三十年光阴，把日军细菌战的黑箱一层层撬开。她让日本政府在司法层面低头，让世界看到了那些被遗忘的苦难。这份坚持，比任何光环都更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