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的一个深夜，凉山腹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伏案写下一封信，字句不多，

1935年5月的一个深夜，凉山腹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伏案写下一封信，字句不多，却沉甸甸地落在了历史的节点上。 他没有摆出胜券在握的姿态，也没有陈述太多战略意图，只是写了四个字：“让个路。”信，是写给川军旅长许剑霜的。 然而，更令人动容的是回信。许剑霜只回了四个字：“助兄北行。” 这场寥寥字句间的通信，没有硝烟，却胜似千万兵马，为红军续写长征新篇章。 透过这封信，可以看到一段被尘封的战友情、一次险中求胜的抉择，更能看到那个年代里，在血与火之间闪耀的人性光辉。 彼时的红军，已渡过金沙江，正向大凉山挺进。前有川军重兵把守，后有中央军穷追不舍，战士疲惫、补给匮乏，形势紧张到极点。 尤其是德昌一带，安宁河谷狭窄，是红军北上的咽喉要道。而这里，正是许剑霜部驻防之地。 许剑霜，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控制着德昌的关键通道。他手下虽仅一个团外加一个营，却是这片区域最具实战能力的部队。 而刘伯承清楚，贸然硬闯，无异以卵击石。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个曾在泸州起义并肩作战的老战友——许剑霜。 八年前，两人曾一起浴血奋战。1926年，泸州起义爆发，刘伯承任总指挥，许剑霜是他麾下的团长，那时的许剑霜已是坚定的追随者。 起义失败后，刘伯承转战南北，而许剑霜则因失联而重新流入川军序列。 八年未见，身份早已不同，一个是共产党高级将领，一个是国民党地方军旅长，但那段并肩作战的情谊，刘伯承始终未忘。 写信，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也是一次情义的唤醒。 这封信并不长，内容却句句掷地有声。据史料记载，刘伯承在信中写下：“红军志在北上，抗日救国。如要堵截，打一打也无不可，但若能让路，则情，则义。” 在这封信中，他没有乞求，也没有威胁，而是用一种直白却充满分量的方式，将个人情谊与民族大义并置，让许剑霜自行决断。 信由红军侦察员化装成川军传令兵送达，途中不知穿过多少暗哨，避开多少关卡，才终于送到许剑霜手中。 许剑霜读完，沉默良久。他明白这封信意味着什么。如果放行，被上级察觉，便是“通匪”；可若拒绝，与红军硬拼，部队实力恐难支撑，甚至两败俱伤。 一边是军令如山，一边是兄弟旧谊，许剑霜的抉择，关系的不止是自己命运，还有千军万马的生死。 最终，他提笔写下四个字：“助兄北行。”没有多余解释，没有遮掩退让，只有坦然的表达。随后，他亲自部署了一场“掩护式放行”。 他命令部队南撤主力，留下少量士兵制造“戒备”假象，并故意向红军方向“朝天放枪”，营造交火假象。 他甚至将一份防区地图和部分弹药“遗落”在驻地附近，意图清晰：让红军避开伏击，安全通过。 5月17日凌晨，红军大部队悄然穿越德昌地区，未发一枪，未失一兵。许剑霜的部将则在另一侧“与红军激战”，对外报告：“红军攻势凶猛，难以抵挡。” 这一切，既保全了红军的北上计划，也保住了自己部队的安全，堪称一场智慧与人性的胜利。 但这份智慧背后，是极大的个人风险。事后，许剑霜被川军高层质疑“通敌”，一度被撤职审查。 若非川军内部分裂严重，刘元璋对他有所庇护，这场“放行风波”可能早已将他推入万劫不复之地。 此役之后，红军迅速北上，几日后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结盟，随后展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关键战役。 可以说，德昌一战未战而胜，为整个长征战略调度赢得了宝贵时间。 刘伯承晚年曾说：“剑霜那封信，抵得过十万雄兵。”这不是溢美，而是实情。一封信，换来的是整个战略通道的畅通，是几万红军的生机，是中国革命的继续。 许剑霜此后逐渐淡出军政舞台，在抗战期间与党组织恢复联系，参与地下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没有高位，也未居显职，但他的那一封回信，被无数后来者铭记。 1989年，他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史资料正式确认他在长征中的关键作用。 今天回望那段历史，不禁让人感慨：长征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雪山草地的苦行，也不仅在于铁血拼杀的英勇。 而还在于那些被历史轻描淡写却意义深远的选择，如许剑霜那一封信，那一次“助兄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