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卧病在床的？在德国的中国人说，欧洲老人等到年龄大后，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度日的人少之又少，与其将时间浪费在这里，他们更愿意用仅剩的时间去享受剩下的时光，死的时候没有一丝犹豫！ 这不是医疗水平的问题，也不是经济实力的差距，而是背后隐藏着一整套文化观念、制度设计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逻辑。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他们选择活得体面，死得坦然。 在很多亚洲家庭里，死亡仍是一个避讳的话题，老人病重了，家属会说“尽全力抢救”，哪怕这份“抢救”只是延长几天的痛苦，但在欧洲这样的“全力以赴”反而显得不合时宜，不是他们冷血，而是他们真的看开了。 在德国、荷兰、瑞士等国，死亡被看作生命的自然终点，而不是战争的失败。他们不认为“一口气吊着管子”就是“尽孝”，更重视的是人在临终前还能不能讲话、能不能进食、能不能自己选择“怎么走”。 “生前预嘱”这个词，在中国还很陌生，但在欧洲却相当普及。很多人五六十岁就会立下文件，明确表示自己不接受插管、不接受无意义的抢救治疗。 一旦进入昏迷或无意识状态，医生必须按照文件执行，哪怕家属想“抢救一下”，也不能违背老人的意愿。 这种观念的背后，是他们对“自主”的极致追求，欧洲的老人，尤其是德国人，普遍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他们会提前写好遗嘱、安排好养老计划，甚至会自己规划“最后的旅行”，他们不怕死，但怕没有尊严地活着。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死亡观”的成熟，不是冷酷，而是一种高质量的“生命教育”，他们不把“活着”当作唯一目标，而是更看重“怎么活”和“活成什么样”。 很多人以为，欧洲老人之所以不躺着，是因为身体好、锻炼多，确实有一部分原因。但更深层的，是制度上的支撑。 以德国为例，那里的“临终关怀”和“安宁疗护”体系非常成熟。1967年，英国建立了全球第一家临终关怀机构，德国紧随其后，到现在，已有完整的法律、医保支持体系。 德国的《安宁照护法》明确规定，医生、护士、心理师组成专业团队，可以上门为临终患者提供服务。不需要住进医院，也能在家走完最后一程，2024年德国每年约有10万人接受这种服务。 而且这些服务不贵。为什么？因为德国有强制性的护理保险，从1995年就开始实施。只要你有医疗保险，就必须加入护理保险，费用由雇主和个人共同分担。 一旦需要照护，系统会根据评估等级提供现金补贴或实物服务。亲属自己照顾的，也能拿到钱。甚至连家里洗澡间改成无障碍通道的费用，保险都能报销，最高可达4000欧元。 德国政府还鼓励老人“居家养老”，因为住进养老院成本高，平均每月要自付近3000欧元（2025年数据），但在家请护理人员、定期上门服务，有保险分担，经济压力就小得多。 意大利也有类似做法，80岁以上、无法自理的老人可以申请照护津贴，这些制度，减轻了家庭负担，也让老人可以更从容地选择“不躺着走完人生”。 当然欧洲的养老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德国的老龄化非常严重，2022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22.1%，预计2030年会超过四分之一。 养老院人手紧缺，费用上涨迅猛，2025年初德国养老院平均自付费用接近每月2984欧元，已经对中产阶级构成不小压力。 类似问题中国也正在快速迎来，2022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8亿，其中约4400万人是失能或半失能老人。 但中国目前的临终关怀体系仍处于起步阶段，专业人员、机构、政策、公众认知都远远不够，而且传统的“孝道”观念在变，多代同堂变成独居或空巢，年轻人忙于工作，能不能照顾父母成了巨大难题。 更现实的，还有经济压力。很多老人担心“拖累儿女”，也不敢花钱去住养老院。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基层医疗和家庭护理体系发展缓慢，导致很多时候，老人一病就只能住院，一住就是几个月，插管、喂食、输液成了常态。 不少中国家庭的“抢救”，其实是出于“不能不救”的心理，而非真正考虑患者的感受。这不仅增加了家庭负担，也往往让老人走得痛苦，相比之下欧洲老人选择“体面离开”，看似冷静，实则更有人情味。 这不是说中国要照搬欧洲模式，但有些做法确实值得思考。比如推动“生前预嘱”立法、完善临终关怀服务、加强家庭照护支持、让老人在家也能有尊严地老去。 更重要的是，全社会要重新思考“活着的意义”，不是一味地延长生命，而是提升生活质量。 参考资料： 德国居家养老：技术赋能，政策兜底 2023-10-08 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