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地下党刘彩凤被捕，由于她长得漂亮，县长王慕增甚至派自己老婆对她说：当他小老婆，免你一死！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37年夏天，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一切。那时刘彩凤15岁，在勉县女子高小读书。 她的班主任殷锐是个不一般的老师，表面上教国文，私底下却给学生们讲另一套东西——为什么中国这么穷，为什么老百姓活得这么苦。 殷锐其实是中共勉县县委书记，他看出刘彩凤不是个只会绣花描红的大小姐，便有意培养她。 那年秋天，平津来的学生演剧队到汉中演出。刘彩凤第一次看到《放下你的鞭子》，台上那个卖艺的父女让她泪流满面。 演出结束，她冲上台：“我也要演！我要让更多人看到日本人的罪行！” 从那天起，刘彩凤像变了个人。她带着女师的同学走街串巷，今天在城隍庙前演戏，明天在集市上唱歌。 《松花江上》的歌声一响起，围观的人群就安静下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唱到一半，台下已经有人在抹眼泪。 演出最动人的时刻，总是刘彩凤跳上台募捐的时候。她不说大道理，就讲前线缺棉衣，战士们光着脚打仗。 一个老太太颤巍巍走上前，把手里的银镯子摘下来：“这是我的嫁妆，给前线的娃们买双鞋吧。” 1938年春天，地下党决定吸收刘彩凤入党。宣誓那天晚上，她在日记里写：“今天是我真正生命的开始。” 入党后，她的活动更频繁了。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就跑到工人夜校讲课，周末还要去军营给士兵演讲。 特务很快盯上了她。有天深夜，房东悄悄敲门：“刘小姐，有人在外面转悠，你快走！” 党组织紧急安排她去延安，临行前，她对好友张秀兰说：“天上月亮虽明，地下道路不平。我们这辈子就是要把路铺平。” 去延安的路不好走，过潼关时，她把学生证藏在鞋底，装成逃难的农家女。宪兵盘查时，她操着陕西土话：“俺爹让俺去西安投亲戚。” 到了延安，刘彩凤进了抗大。这里和国统区完全两个世界——没有特务盯梢，没有等级森严，大家穿一样的粗布衣服，吃一样的小米饭。 她在抗大二大队当歌咏指挥，同学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刘裁缝”，因为她总是帮人缝补衣服。 1940年春天，组织派她回汉中工作。离开延安那天早上，她最后一次爬上宝塔山，看着山下的延河水。 “我还会回来的。”她对自己说。可她不知道，这是永别。 回到汉中，她化名苏维俊，在莲花寺小学当老师。表面上教书，暗地里发展进步学生，传递党的消息。 麻烦很快来了，一个曾在延安见过她的叛徒认出了她。组织紧急安排她转移，改名刘肇亚，试图打入国民党师管区司令部。 可是特务的网越收越紧，1941年正月初五，她父亲突然去世。她知道回家危险，但还是决定回去送父亲最后一程。 初六早上，她刚踏进家门，县长王慕增的人就到了。 在狱中，她受尽酷刑。竹签钉指甲，烙铁烫皮肉，但她一个字都不说。 王慕增派三青团的人劝降：“去西安受训，出来就是国民党的人，前途无量。” “我宁可死在这里。”刘彩凤说。 最后那个晚上，4月3日，狱友们都知道她要被处决了。她却很平静，用炭笔在墙上写了几个字：“黎明就要来了。” 4月4日凌晨，她被押到城北的麦田。行刑前，她突然唱起了《国际歌》。歌声在晨雾中飘荡，行刑的士兵手都在发抖。 “快动手！”王慕增在远处喊。 刺刀刺进她的胸膛时，她19岁的生命戛然而止。怕尸体被人发现，他们用生石灰掩埋了她。 这些姑娘本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她们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平安到老，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太阳升起。 但她们选择了另一条路，不是因为她们不懂得生命的可贵，恰恰是因为她们太懂得，有些东西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 但每年清明，还是有人会来这一带走走，不为祭拜，只为记得。记得曾有个19岁的姑娘，用生命证明了，人可以为信仰而超越生死。 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这就是一个普通中国女孩的选择。在国家最黑暗的时刻，她选择成为那道划破夜空的光。 哪怕只有一瞬间，也要照亮前路。 信源：刘彩凤——中国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