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你们说，我就是仇日。 我仇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法西斯，这有什么错吗？ 2

不用你们说，我就是仇日。 我仇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法西斯，这有什么错吗？ 202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再次以“个人身份”向靖国神社献上祭品，表态“缅怀英灵”。这已不是新闻，却依旧令人愤怒。靖国神社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每一次参拜或供奉，都在撕裂亚洲的战争记忆，也在挑战全人类反法西斯的道德底线。有人说，仇恨不应该延续，我同意。 但我仇的不是日本人民，而是那个至今未曾被彻底清算的日本军国主义。这种仇，有错吗？ 日本军国主义，是一段以侵略、屠杀、奴役为核心的历史罪恶。 对它的仇恨，不仅是中国的立场，更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本应成为全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然而，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已彻底清算纳粹与法西斯的今天，日本却始终拒绝面对自己的历史原罪。 日本是少数几个在二战后没有完成“去法西斯化”的主要战败国之一。 德国通过《基本法》明确禁止纳粹标志，设立大量关于大屠杀的纪念馆，前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成为历史性的忏悔姿态。 而意大利也在战后迅速清除墨索里尼的影响，甚至连其后人参与政治都引发巨大争议。日本呢？靖国神社香火不绝，战犯纪念馆“游就馆”陈列着对侵华战争的粉饰和美化。 自战后以来，日本历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早已不是新闻而在2023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重新审定的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再次被“简化”甚至“模糊化”，出现所谓“人数不详”“争议存在”等表述。 这样的历史教育，是在告慰亡魂，还是在继续掩盖罪责？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日本国内以“核爆受害者”自居的叙事模式，早已成为主流。 广岛、长崎的悲剧被反复强调，东京大轰炸被无限放大，仿佛整个战争中日本是唯一的受害者。加害者的身份呢？南京30万死难同胞的血泪是否记得？ 慰安妇制度是否承认？731部队的细菌试验是否记账？这些问题，日本始终没有真正回答。更令人警觉的是，当今日本政坛和社会中，模糊战犯责任的言论越来越多。 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曾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右翼媒体甚至把“慰安妇”称为“职业妓女”。这不是无知，而是一种制度化的历史修正主义。 这种修正背后，是深层的文化与制度原因。日本天皇至今仍被神道教奉为“万世一系”的天神后裔，这种观念让批判“祖先”成为一种“冒犯”，使得日本社会难以进行真正的历史反思。 而战后的东京审判虽然裁定了14名甲级战犯，但对天皇裕仁的豁免，留下了最大的历史漏洞。这个漏洞，如今仍在延续它的政治后果。 在德国，否认纳粹罪行属于刑事犯罪；而在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却可以登上教科书。这种“日本模式”的历史处理，使得它在国际社会中始终无法获得真正的信任。 德国在欧洲已成为战争反思的典范，而日本却在亚太地区不断制造紧张。最近几年，日本的军事政策也在发生质的变化。 2022年，日本通过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提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2024年，防卫预算突破7万亿日元，连续多年增长。 航母舰队建设、远程导弹部署、西南诸岛加强军力布防，这一切都在悄然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底线。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扩军背后伴随着意识形态上的“复辟”倾向。 2023年，日本政府高官公开提出“侵略的定义尚无定论”，试图为侵华战争翻案；2025年，日本右翼团体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否认慰安妇制度的强迫性。 历史修正主义，不再只是国内问题，而正被包装成“国际舆论战”的武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立场不仅正当，而且必须坚定。 《波茨坦公告》第六条明确要求“消灭日本军国主义”；东京审判作为国际法庭，审理的结论具有不可推翻的法律效力。中国作为受害国，有权要求加害者清算历史，有道义也有法律上的支撑。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军国主义的警惕，并不针对普通日本人民。我们反对的，是否认历史、粉饰罪行的势力；我们仇视的，是那些至今仍在用历史伤口凝聚民族主义、对外挑衅的政治力量。 真正的和平，不是靠遗忘换来的，而是靠正义维护的。有人说，中国要“放下仇恨，面向未来”。可问题是，日本从未真正面对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仇日”这个词，不是出于民族对立，而是出于对历史正义的坚守。 仇日，不是盲目情绪的宣泄，而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呼声，是对历史记忆的尊重，是对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捍卫姿态。 我们当然不希望战争重演，但历史告诉我们，忘记带来麻痹，麻痹孕育灾难。正义从不因时间流逝而消失，责任也不会因一纸外交辞令而消散。 今天，当日本还在为战犯“献花”时，中国就有理由举起历史的审判笔。仇恨邪恶，不是罪恶，而是人类的道德底线。仇视日本军国主义，不是情绪，而是责任。 我们不需要伪善的“和解”，我们要的是真诚的忏悔。日本，走出军国主义阴影，才是真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