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撤职、被批判、被晾在一边， 他写调查报告比打仗还勤快， 那些字句后来真成了救命的东西。 1931年开完赣南会议，毛主席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没了。宁都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也撤了。没人叫他开会，战报送过来他只能看个二手消息。可就在那几年，他跑了兴国、长冈、才溪，蹲在老乡灶台边问田地怎么分、孩子怎么上学、柴火从哪砍，一笔一笔记下来，写了七份调查。别人在争论“路线”谁对谁错，他在教干部怎么查清一户人家到底算贫农还是富农。 有人憋不住气。李立三被撤了职，非要另组“非常委员会”，结果白区组织全垮了；王明一回国就揪“毛派”，肃反扩大化，杀错了人，队伍自己先乱了套。毛主席没写辩解信，也没找人告状。他接下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在叶坪那间土坯房里编《苏维埃经济建设大纲》，手写本被县乡干部当宝贝传着抄。1934年长征前他病着，还趴在灯下画四川军阀布防图，边看边注：“刘湘怕杨森抢地盘，川北守得虚。” 湘江打完，红军从八万剩三万，血水把江面都染红了。他没急着讲话，先帮彭德怀收拢散兵，又和参谋一起重编电台密码。到遵义开会，他没提“我早说过”，只问大家：“前三次反‘围剿’怎么赢的？这次怎么输的？”后来扎西会议定他指挥，第一仗打娄山关，歼敌两个团，缴枪三千支——那不是运气，是之前三年看地图、读战报、问老乡攒出来的。 现在翻那些旧笔记，纸边都毛了，字迹有时潦草，有的地方还画着小圈圈，像是边想边写。他没喊过“我要证明自己”，但每一页都写着“这事得弄清楚”。 他不是不难受，是知道难受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