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称郭沫若：党内一枝笔，书法当今第一。 高度肯定其行草奔放大气、书卷气浓、才学满腹、笔墨洒脱，是当代文人书法顶尖大家。而郭沫若当时推林散之为当今第一。毛主席多次请郭沫若润色诗词、题写匾额、书写文稿，足见极度认可其笔墨水准。 对于郭老题写的《故宫博物馆》确实高端大气上档次，历代名家很少写大字，确实逊色不少！ 故宫午门前那块匾，平日里不怎么说话。 人潮从下面涌过去，手机举起来，咔嚓一声，红墙、黄瓦、五个大字，全被装进小小屏幕里。多数人不会细想，写下“故宫博物院”的郭沫若，到底凭什么把字挂在这种地方。这里不是普通门脸，旁边每一块砖都带着旧王朝的沉气，字要是弱，立刻就塌了。 郭沫若这几个字偏不退，横画铺开，竖笔往下沉，气口大，有点莽，也有点文人放开手脚后的痛快。 围着郭沫若的书法，争论一直不少。 有人夸他行草奔放，大气，有书卷味；有人嫌他名气盖过笔力，靠身份吃香。还有一句流传很响的话，说毛主席称他是“党内一枝笔”，又说书法当今第一。 毛主席确实看重郭沫若的文辞眼光，也认可他在文化界的分量。 郭沫若不是靠一句传言活着的人，他留下的字、诗、剧本、史论，比传言硬得多。 两人的交往，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的。 广州那几年，空气里像撒了火星子。一九二六年前后，毛主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奔走，讲农民，讲革命怎样落到土地上；郭沫若也到了广州，和青年谈文学，谈作家不能总缩在书房里。他那时的话很冲，笔也冲。蒋介石翻脸后，郭沫若公开写文痛斥，悬赏通缉随即压下来。 一个文人把话说到这一步，就不是摆姿态，等于把退路也掀了。 后来，毛主席上了井冈山，郭沫若走过南昌起义，又漂到日本。 一个在山沟里摸索武装道路，一个在异国书桌前啃古史、甲骨、青铜文字。看着像两条路，其实都在找中国往哪里去。郭沫若那些年并不风光，病痛、流亡、孤灯、旧纸堆，日子硬得很。他没有枪在手，就把古代中国重新拆开来读，用学问给现实添一把柴。 革命低潮里，书桌有时也像战壕，只是没有硝烟，冷得更慢。 抗战一起，郭沫若回国，公开身份放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做抗日宣传。那位置不好坐，前面要联络文化人，后面还要看清大方向。他写历史剧，写屈原，写虎符，借古人说今人，借旧故事敲现实的门。 毛主席读《虎符》，托人带信称赞。 到一九四四年，《甲申三百年祭》出来，毛主席更看重其中的提醒：胜利快来的时候，人最容易飘。这个判断很要命。仗还没打完，已经有人在想进城后的脚步该怎么放。 重庆重逢那一年，是一九四五年。 毛主席到重庆谈判，郭沫若去机场迎接。隔了十八年，两人都不是广州初见时的样子了。郭沫若看见毛主席还用旧怀表，便把自己的手表送出去。表这东西小，可贴身，时间一格一格往前走，像把旧交情也带上了路。后来毛主席一直珍惜这块表。 说毛主席认可郭沫若的笔墨，更扎实的证据在诗词往来里。 一九五九年前后，毛主席写《到韶山》《登庐山》，曾让胡乔木送郭沫若一阅，请他看看有无毛病。诗稿不是一般文件，肯拿出来让人挑，说明对方在文字、格律、气脉上确有分量。郭沫若懂旧体诗，也懂那种大开大合的胸襟。 两人之间不是单纯互捧，更像两个会写诗的人，在政治与文学交叉的桌边，互相掂量。 郭沫若推重林散之，也不奇怪。 林散之草书老辣，一辈子泡在笔法里，线条像枯藤里带水。郭沫若不是纯粹靠临池吃饭的书家，他的字带文章气、学问气，也带舞台气。小处未必处处精密，大处常能撑场。故宫匾额正吃这一路。红墙太重，黄瓦太亮，普通的秀气压不住。 郭沫若一挥，字有点阔，有点野，倒和那座宫门顶得上劲。 有人站在匾下抬头，会觉得它不够温润；换个角度，又会承认它有胆量。大字不是绣花，过分讲秀，反倒显小家子气。故宫不是纸上雅集，容不得轻飘飘的漂亮。 字挂上去，风雨、日光、游人的眼神天天审它。能不能经得起看，几年、几十年，自会有答案。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位置越来越高，赞美也多，争议也多。 他写过热烈歌颂毛主席的诗，有些句子今天读来会发烫。可把它放回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确实把民族翻身、个人命运改变、国家重新站起来的激动，都投到毛主席身上。 郭沫若的热烈里有真情，也有时代大潮裹挟出的回声。人进了浪里，衣襟哪能不湿。 评价郭沫若，最怕图省事。 夸到没有毛边，假；骂到一片漆黑，也粗。他有才气，有学问，有胆气，也有时代压出的皱纹。 故宫那块匾还挂着，风吹过午门，游客抬头又低头，五个字仍旧横在那里。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撑住了门面，也把一个复杂文人的影子，留在了红墙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