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被错杀的新四军名将，职务当时高过粟裕，警卫员后成上将。 这个将领是谁？ 高敬亭这个名字，今天听上去有些冷。 可把时间往回拨到一九三八年前后，他绝不是边角人物。新四军刚整编时，粟裕还在第二支队任副司令员，高敬亭已经是第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手里有大别山拖出来的队伍，有枪，有人，也有威望。更让人唏嘘的是，一个十三岁参加红军的孩子曾跟在他身边做警卫员，后来叫万海峰，走到共和国上将的位置。 可他的结局偏偏落在一九三九年六月，青龙场的一阵枪声里。 他原名高志员，一九零七年八月生在河南光山董店一带。 穷人家的孩子，书没读多少，十几岁给地主扛活，农闲又学杀猪，手上早早有了粗茧。黄麻起义后，大别山的风变了，他参加红军，一九二九年三月入党。张国焘到鄂豫皖后，他升得很快，做过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八军政委。 升迁太快，有时像山洪，能把人推到高处，也会把性子冲得很硬。 红四方面军离开，红二十五军又长征，鄂豫皖留下的是一个漏风的摊子。 高敬亭没有散，他重建红二十八军，带着红军和便衣队在三省四十五县周旋。那三年不是传奇话本，更多时候是缺盐、缺药、缺弹药，夜里贴着山石睡，白天看敌情转移。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山改编时还保存一千五百余人，这支人马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主力。 高敬亭也懂得谈判。七七事变后，他从报纸和交通线带回的消息里嗅到国共合作的变化，赶到皖西找何耀榜商量。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三日，两人在岳西南田村会面，接着开干部会议，派人送信给卫立煌方面。停战、集中、路线、给养，这些事谈下来不容易。 山里人未必只会打山仗，他能把枪口收住，也能把条件摆上桌面。 可这个人身上有很深的硬伤。鄂豫皖早年肃反扩大化，很多干部被卷进去，高敬亭不是旁观者。林维先也曾被打成问题人物，差点丢命。后来高敬亭被平反，功劳是真功劳，错误也是真错误，历史不负责把人捏成一块白玉。 更麻烦的是，他听不得逆耳话。 中央派郑位三、肖望东等人到四支队，本是为了帮助改编、加强政治工作。 郑位三是老革命，也曾是他的老师，指出他接受地方委任状不妥时，他还能改；一碰到肃反扩大化的批评，他心里便起了火。戴季英到四支队后，又在东进问题上与他顶起来。 新开岭事件中，上级派来的政治干部集体离开，说明四支队内部的裂缝已经很大，不是一两句误会能圆过去。 皖东，成了那道最难跨的坎。 毛主席和中央多次要求新四军向敌后发展，徐州失守后，皖东兵力空虚，是打开淮南局面的关键。第四支队不是没有战斗力，一九三八年五月蒋家河口伏击战打得漂亮，部队也在立煌一带整训、设兵站，通信和给养都在铺。可高敬亭仍舍不得大别山旧地盘，七团、九团和手枪团迟迟不动，八团和东北抗日挺进队先去了皖东，却力量单薄。 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等人到江北后，成立江北指挥部，五月十日在四支队开会，宣布东进命令。会上高敬亭举手同意，会后队伍又按住不动。叶挺只好直接给七团、九团下令。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五月二十日，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带警卫班叛逃，还登报反共。 没有证据能说这是高敬亭指使，可他长期亲疏有别、驭下不严，已经让局面失了控。 六月四日，高敬亭在青龙场被扣押。 六月十五日，中央安排徐海东去皖整理第四支队，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这个安排很关键，它说明事情仍有转圜的可能，并不是一开始就奔着枪决去的。可九天后，高敬亭被枪决。 一九七五年，高敬亭女儿高凤英写信申诉。 毛主席批示调查，后来留下处理不当的判断。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总政治部发文为高敬亭平反，恢复名誉。那份文字说得很克制：他坚持鄂豫皖斗争有功，在四支队工作中犯过严重错误，但可以教育，处死是错误的。这样的结论，比单喊冤更重，也更冷。 高敬亭的一生，像大别山冬天的树，枝干硬，伤痕也硬。 他护住过火种，也踩碎过别人；他打过日军，也挡过东进；他不是被传说轻轻冤死的完人，也不是该被一枪抹去的人。青龙场枪声散去后，万海峰还在往前走，第四支队也在往前走，只有高敬亭停在了三十八年的沉默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