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明公认最懂军事的统帅，三次受命经略辽东，把濒临崩溃的边防一次次稳住。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被押回京城斩首，首级被送往九座边镇轮流示众，尸身丢在荒野无人收。只因他不肯拿出四万两白银，去打点那个权倾朝野的太监。一颗忠臣的头颅，在边关风雪里悬了整整数年才得以归葬。 万历后期的辽东，是大明最不愿提起的伤口。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一役，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覆没，近十万精锐折损殆尽，辽东防线几乎一夜崩塌。开原、铁岭相继陷落，沈阳人心惶惶，朝廷派官员前去坐镇，竟没人敢领命，有人走到半路就哭着折返。就在这样的危局里，熊廷弼第一次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代替杨镐出任辽东经略。 熊廷弼是湖广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他虽是文官出身，却通晓兵事，能左右开弓，性子刚直，做事果决。到任辽东后，他斩了几名临阵脱逃的将领，整肃军纪，招抚流民散卒，修城墙、浚壕沟、造战车、治火器。在他的经营下，本已溃散的辽东局面一点点稳住，后金的攻势也被遏制了下来。当时朝野有一句话评价他——"非其不能安辽事"，意思是离了他，辽东就没人能收拾。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在那个崩坏的年代极为罕见。 可熊廷弼的麻烦，恰恰出在他的性格上。他刚硬、直率，不肯逢迎，在朝中几乎没有可以依靠的同盟。多名言官接连上疏攻击他，他一气之下主动请辞。然而他前脚刚走，后金后脚就发动猛攻，沈阳、辽阳接连失守，辽东再度糜烂。朝廷无人可用，只得重新起用他，任命他为辽东经略。这一次，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方布置策"：在广宁以马步军沿河设防，牵制后金主力；在天津、登州、莱州设置水师，从海上袭扰辽南，使后金不得不回顾后方，从而为收复辽阳创造机会。这套方略思路清晰，内阁与朝臣都挑不出更好的方案，只能认可。 问题在于，真正手握重兵的不是熊廷弼，而是广宁巡抚王化贞。王化贞背后有朝中大臣撑腰，兵力远多于熊廷弼，主张主动出击，与熊廷弼"以守为主"的方略针锋相对。一个经略，一个巡抚，战略上水火不容，辽东的指挥体系实际上是分裂的。天启二年，后金大举进攻，王化贞轻信部下，大败，弃广宁而逃。熊廷弼眼见大势已去，只能护送一批百姓退入山海关。广宁就此失守，辽西尽数沦陷。 战败的消息传回京城，朝廷震怒。王化贞与熊廷弼一同被捕下狱，经刑部、大理寺会审，二人都被判了死刑。按理说，丢失封疆是武将最重的罪名，熊廷弼受牵连入狱，本已凶多吉少。但真正把他推向断头台的，是另一件事。有人替他出主意，让他拿出四万两白银去打点宫中，或许还能拖延、转圜。熊廷弼拿不出这笔钱，也不愿去做这种事。这一下，他彻底得罪了当时权势熏天的魏忠贤。 更致命的是，熊廷弼虽属楚党，却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魏忠贤正要置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于死地，苦于罪名不够分量，便有人献策：若只论"移宫"旧案，分量太轻；若坐实他们收受熊廷弼的辽东军饷贿赂，便牵涉封疆，杀之"有名"。于是熊廷弼的案子被硬生生与党争捆在一起。天启五年八月，魏忠贤主持朝议，公然施压，众臣无人敢出声反对。当月，熊廷弼被斩于北京西市。 行刑那天，主事张时雍见他胸前挂着一个布袋，问是何物，他答这是写给皇帝的奏疏。张时雍冷笑，说囚徒岂能上书。熊廷弼当场驳回，说出这种话的，正是当年的奸臣赵高。张时雍一时语塞。这位三度守辽的名将，引颈受刑，而他临死前的那份奏疏，最终也被毁弃，没能送到天启皇帝面前。他死后，首级被送往九座边镇轮流示众，即"传首九边"，尸身则被弃于荒野。 熊廷弼的悲剧并未随他的死而结束。阉党仍不肯罢休，诬称他侵吞军资，朝廷下严旨追赃，他的家产被抄没，姻族受牵连而破产。江夏知县向他的长子熊兆珪索要珍玩不得，竟施以鞭打，熊兆珪不堪其辱，愤而自刎。一个为大明守了半生边疆的人，落得家破人亡。 直到崇祯二年，熊廷弼一案才得以昭雪，他那颗在边关示众多年的头颅，才被准许与尸身合葬，归于故里。这个迟来的结局，是大学士韩爌等人联名上书求来的，而非朝廷主动给的公道。后人说他"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一个能安辽事的人先被杀，辽东的崩塌，从那一刻起就再难挽回。 【主要信源】《明史·熊廷弼传》，张廷玉等，中华书局点校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