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陈布雷家里传来婴儿啼哭声，陈布雷怒嚷道：哭什么哭？一把揪起婴儿，径直走向窗户。一个女人一步冲到窗前，夺过孩子，说，别扔窗外，邻居知道不好，我到外面去扔。 这个差点被扔出窗外的女婴，就是陈布雷日后最不愿面对的第八个孩子陈琏。当夜，发妻杨氏因难产大出血离世，陈布雷把一腔绝望全压在了刚出生的陈琏身上。 妹妹陈姑趁着夜色，悄悄把陈琏托给城外旧仆人家里，才保住了这条命。外婆给孩子取名"陈怜"，是生而无母、极其可怜的意思。 陈琏在乡下长到六岁，才因陈姑的劝说被接回家中。陈布雷随口把"怜"改成了"琏"，说是宗庙祭器之意，盼着陈琏守规矩、懂本份。 陈布雷自己的那条路，早在陈琏出生之前便已经绑死了。早年在上海，陈布雷以报界笔杆子著称，与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并称"南陈北张"，孙中山对陈布雷的文章曾给予好评，邹韬奋称陈布雷"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 然而1926年春，蒋介石派邵力子从广州专程赴上海，带来蒋总司令的亲笔签名照，转告称蒋总司令对陈布雷文章颇为欣赏。陈布雷当时并未立即应允，直到1927年正月赴南昌与蒋介石长谈两日，才在蒋介石与陈果夫的介绍下正式加入国民党。 自此，陈布雷追随蒋介石长达二十二年，北伐告成后的《祭告总理文》、西安事变后的《西安半月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告国民书》，全部出自陈布雷之手。 蒋介石对每篇文稿都要亲自审阅反复修改，据国民党要员陶希圣追述，有的文稿前后修改多达十八次。陈布雷早在1931年便在日记里写下了"意常不乐，每思隐退，重做记者"，却到死也没能脱身。 陈琏没有父亲那种走不出去的困境。17岁那年，陈琏瞒着家里报考杭高公费生，拿到了第一名的录取通知书。 陈布雷把报纸摔在桌上，陈琏昂着头回了句：不用你的钱，我是公费。在杭州读书期间，陈琏看到了父亲效忠的政权在日寇铁蹄下的软弱无力，也开始相信了另一种可能。1939年，20岁的陈琏在昆明西南联大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联大地下党组织在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之际排演《阿Q正传》，陈琏承担了前台招待的全部协调工作，前后动员了200多人参与各项事务。这场演出引起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高度警觉，随即密发了一份黑名单给云南省政府，要求省主席兼昆明行营主任龙云"查照参考"，袁永熙的名字赫然在列。那时候陈琏与袁永熙还只是共同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距两人在北平完婚，还有整整七年。 中共云南省工委随后通知袁永熙等人转移隐蔽。袁永熙离开云南前专程绕道石屏，把一笔生活费留给了已与家庭断绝联系的陈琏。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情节，但正是这种处境下的相互扶持，让陈琏在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撑了过来。 1947年8月，陈琏与袁永熙在北平成婚，陈布雷对这个女婿极为满意，觉得袁永熙出身名门、为人干练稳重。这场婚礼的本质是一个掩护——两人都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骨干，婚后以陈布雷女儿女婿的身份在北平建立了秘密电台。 婚后不足一月，电台被破坏，两人在北平同时被捕。消息传到南京，陈布雷在会议上险些晕倒。保密局的审讯室里，无论手段多重，陈琏始终咬定自己只是"思想激进"，没有吐露半个字。蒋介石亲赴狱中探视，念及陈布雷多年忠心，最终挥手将陈琏释放。 1948年1月，陈琏走出监狱。同年11月，陈布雷在南京写下绝命书，服下大量安眠药离世。遗书中提到"余今日之死，为报总裁，亦为全家"，这个"全家"的背后，是陈琏被捕后陈布雷对子女身份可能泄露的深度恐慌。 而陈琏，已在陈布雷离世的半个月之前，悄然撤回了苏北解放区，并不知道父亲已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父女俩，一个用尽一生守着旧制度，一个拼上身家性命走向另一条路，在同一个时代的裂缝里各奔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