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设立安徽省时取安庆与徽州首字，为何远在甘肃也有一个叫徽州的地方呢？ 元至元元年，甘肃南凤州忽然改称“徽州”。一纸诏书，把秦岭南麓的山川气息同江南粉墙黛瓦的名号拴在了一处，彼时谁也想不到，这会在六百年后引出一段关于省名的故事。人们不禁要问：相距千里的两块土地，为何同用“徽”字？ 向东两千里，另一座“徽州”早在宋宣和三年便已存在。它的治所歙县被群山包围，三条河流在此交错，天然形成一只巨大的“盆地”。山水如篱，让政区边界长久稳固。元、明、清三代更替，徽州府的六县——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几乎没动过位置。官府换牌匾，百姓照样雕刻木窗、煮徽墨、远行为商。久而久之，徽州二字成了地理坐标，也成了文化标签。 与之并存的甘肃徽州却是另一番景致。这里北控天水，东接秦岭天险，历史上多次卷入关中与川陕兵事。因境内的徽山拔地而起，古人取山名为州，显得顺理成章。可山虽仍在，行政等级却起伏不定：元代称州，明清沿用，雍正七年降为徽县，再未恢复。今日若循国道入陇南，还能见到“徽县”二字，却很难从黄土高坡里找出一条如新安江般温润的水道。 人名之外，地名才是历史里最固执的记忆点。康熙六年夏，京城里拿江南省的“大体检”方案拍了板：庞大的江南被一分为二，新设江苏、新设安徽。江苏取“江宁”“苏州”之首，“安庆”“徽州”则合成“安徽”。在朝堂上，两个字就完成了万里山河的切割，背后的计算却复杂得多。税赋划分、漕运口粮、兵额编制，全要重新列册。桐城一位绅士听说后感慨：“以后报官，咱是安徽人了。”口气里带着新鲜，也带着些踌躇。 有意思的是，分省初期安徽布政使衙门并未立即搬进安庆，而是寄治江宁，两省官员同坐一城，公文来往用不同印信，场面颇为热闹。十余年后，布政使司迁至安庆，安徽这才真正独立行走。之所以选安庆与徽州两府冠名，一在长江要塞，一在山间货源；前者掌控漕运，后者操纵商贸，兼顾军事与财政，符合清廷强化地方治理的思路。 再看徽州府自身，山河给了它稳定，也束缚了扩张。六县之间隔着岭谷，交通不便，同气连枝却少有边界纠纷。明末清初，“贾而好儒”的徽商扛着盐包、丝绸走向全国，他们背后正是这块稳定行政区孕育出的信任网络。地方名号维持七百余年不动，绝非巧合。 民国建立后，全国废府存县，徽州府的牌匾被摘下。歙县仍在原地，只是少了“府治”的光环。1949年安徽接管区划时，出于管理考虑设徽州专区，但数年即撤。1961年再度恢复，1971年又一次调整，直到1987年改为地级黄山市，才算落定。徽州之名最终缩小为县级“徽州区”，与昔日六县府治相比，舞台已换成袖珍版本，却依旧留住了那串熟悉的拼音“Hui”。 相比之下，甘肃徽县的路径更为平稳。雍正降州为县后，政区层级再未拔高，也未再降。山城虽小，因地扼陇蜀要冲，历朝驻军不断。驿道边的石碑至今还能辨出“徽山驿”三字，提醒人们这里曾是元明往来西北的重要节点。这一“徽”字，映射的是山势险峻，而非江南雨巷。 把两块徽州摆在地图上，一块在长江水网，一块在陇南山隘，同名却异源：前者取自“徽州府”，后者取自“徽山”。同名现象并非孤例，古代政区沿革中，“襄阳”与“襄州”、“河东”与“河中”皆曾同时存在。它们提醒后人，地名首先要解决辨识度，其次才是唯一性。 分省300多年后，安徽与江苏的界线已深植人心，徽州区则凭黄山市的旅游热度重新进入大众视野；陇南徽县依旧低调，却在秦巴山地默默守着古道。名字走出了不同命运，但无论是徽商脚下的青石板，还是徽山顶上的晚霞，都在静静诉说同一个事实：地名有记忆，它记录山川，也记录人间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