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主要信源：（海淀图书馆——梅贻琦） 1949年深秋，北平清华园的梧桐叶落了一地。 学生们追着一辆缓缓驶出校门的汽车，呼喊声在冷风中飘散。 车里坐着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攥着帽子，没有回头。 车窗外，柳树刚抽新芽，这景象让他想起二十多年前初任校长时的光景。 那时他说过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如今，城外炮声渐近，他抽屉里锁着一本账本，那是庚子赔款剩下的钱，被称为清华基金。 前晚教育部的人来谈话，话里话外暗示这笔钱可能被挪作他用。 梅贻琦摸着账本上学生凑钱印的封皮，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必须离开。 清华基金的故事要从1908年说起。 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指定用于中国教育，清华学堂就是用这笔钱建起来的。 梅贻琦1931年当上校长时，接手的不仅是学校，还有这个烫手山芋。 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他把基金分成几份，一份藏在美国银行，一份带在身边，辗转长沙、昆明，硬是没让日本人染指。 到1948年底，账上还有120万美元，够清华师生吃三年饱饭。 可局势越来越乱，南京来的官员隔三差五就来“借”，说国难当头，学校该出力。 梅贻琦躲着不见，对方就放话威胁。 他明白，这笔钱如果留在北平，很可能保不住。 南下的路上，梅贻琦坐船到广州，又转飞机到台北。 随身只带一个皮箱，里面除了换洗衣裳，就是基金账本和几本古籍。 到了台湾才发现，地方小得可怜，连块像样的地都难找。 他带着几个老清华教授，在台中租了几间破教室，白天上课，晚上挨家挨户求企业家捐桌椅。 1956年新竹清华开学，第一届学生才两百人，实验室是用美军淘汰的铁皮房盖的。 他把基金掰成两半，一半建校舍，一半设奖学金，见着穷学生就免学费，这做法和当年在北平时一模一样。 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那时正在美国读书。 他打小跟着父亲在清华园长大，见过父亲深夜改论文，见过他为穷学生垫饭钱。 1947年他去美国留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临走时父亲塞给他一本《费孝通乡土中国》，说别忘了根在哪。 1954年拿到博士学位后，梅祖彦没留在美国公司，收拾行李买了船票回国。 同学劝他，说你爸在台湾，大陆刚解放，去了怕不好过。 他只说，我得去看看清华变成啥样了。 回国后，梅祖彦进了清华机械系，从助教干起。 他记得第一次上讲台，下面学生眼睛亮晶晶的，问他见过“四大导师”吗。 他鼻子一酸，想起父亲日记里写的“大学要有魂”。 父子俩偶尔通信，父亲总问基金够不够用，儿子答清华现在好了，国家给拨了新楼。 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临终前还念叨新竹的图书馆该扩建了。 梅祖彦没去台湾奔丧，只在清华园里种了棵松树，跟父亲书房窗外的那棵一样。 这些年总有人说梅贻琦带着基金跑了，分裂了清华。 可翻开历史档案就明白，1949年前后，清华基金确实被多方盯上。 留在大陆的教授回忆，当时有部门想接管基金办工厂，是梅贻琦力排众议，把大部分钱存进香港银行，后来才分批转回大陆。 他创办新竹清华，也不是为了另立门户，而是想着万一哪天两岸通了，还能合起来。 梅祖彦回国后，把父亲留下的基金账本复印件交给国家，说这是我爸的心愿。 梅贻琦当校长那些年，清华园里大师云集。 他打破条条框框，不论出身学派，只看真才实学。 国学院请来了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这四位后来被称为“四大导师”。 他还力排众议，聘了小学没毕业的沈从文当教授，破格录取只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 他说校长不过是给教授端茶倒水的人，真正重要的是教授治校。 那段时间，清华出了李政道、钱钟书、钱学森、钱三强、等一批人才，成了中国教育的黄金时代。 抗战时期更不容易，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搬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 北大的蒋梦麟和南开的张伯苓常在重庆，担子就落在梅贻琦肩上。 经费短缺，校舍全是茅草屋加铁皮，下雨天稀里咣当响，根本没法讲课。 梅贻琦租最简陋的土屋住，最好的饭菜是菠菜豆腐汤，省下的钱全给学生买书本文具。 他妻子名门出身，为了补贴家用，沿街卖糕点，做手工摆地摊。 有一次梅贻琦给学生上课迟到，满头大汗跑进教室，说刚才在街上给妻子守摊，她进货没回来，只好丢下摊跑来了，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 环境这么苦，西南联大却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171位院士，成了教育史上的奇迹。 梅贻琦一生手握巨款，自己却清贫得很。 1962年他在台北病逝，人们打开他随身带的黑皮包，里面没有黄金存折，只有一叠账本。 记录着17年来基金的每一笔去向，没有一分钱流入私人账户，连他的旅费都是自己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