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日本富家女不顾家人反对，远嫁数学家苏步青。哪料，日军侵华期间，富家女竟趁苏步青外出，在家中接待日本军官。凭借着日本人的身份和熟练的日语交谈能力，松本米子成功周旋于日军军官之间。她不动声色地保护了家中的重要科研资料和教学文献。 松本米子早已明白，苏步青手中的那些手稿，不只是纸张，而是一个国家尚未成熟的数学基础。松本米子在对话中刻意放慢语速，用日语回应军官的问题，时而含糊其辞，时而转移话题。 军官试图打探苏步青的研究方向，甚至提及希望“合作”，松本米子却始终不正面回答，只把话题引向日常琐事。门外的风声紧，屋内却要稳住，她心里清楚，一旦资料被查，后果难以收拾。 这种紧张局面并非第一次。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带领下开始西迁。1937年杭州沦陷前后，全校师生仓促离开，先转至建德，再辗转江西泰和。 那时的道路破败，交通不畅，随行的书籍和仪器必须精简。苏步青坚持带走自己的研究笔记，松本米子则负责整理和隐藏。 途中经过检查站时，士兵常翻查行李，她总是站在前面，用日语解释，说这些只是教学用纸张，并不重要。她的身份让士兵产生迟疑，这才一次次化险为夷。 迁徙并未停止。1939年前后，队伍继续南下至广西宜山，最终在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这里条件更差，房屋简陋，粮食紧缺。 苏步青却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整理过去的研究，着手撰写《射影曲面概论》。白天讲课，晚上伏案计算，油灯微弱，纸张珍贵，每一步都要反复推敲。松本米子在旁边守着，有时替他抄写公式，有时帮忙看管孩子。 她不懂高等数学，却知道这些符号的分量。 早在更早的时候，苏步青已经在日本打下基础。1923年前后进入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师从洼田忠彦，专攻微分几何与射影几何。当时他是唯一的外国学生，学习压力极大。 课堂上几乎没有人愿意与他讨论问题，他只能独自推演。经过数年研究，他提出一种特殊的锥面结构，被学界称为“苏氏锥面”。 这一成果发表后，引起日本学界关注，也让苏步青在毕业时获得较高评价。面对留在日本任职的机会，苏步青却选择回国，这一点在后来被多次提及。 松本米子的父亲当时是大学教授，对这段婚姻态度坚决反对。一方面是民族偏见，另一方面也担心女儿远离日本生活艰难。苏步青坚持回国，松本米子最终选择跟随。 这一选择，在多年后被证明并不轻松。 战乱、迁徙、贫困接连而来，但松本米子始终没有动摇。 遵义时期的那次“会面”之后，类似的试探仍在继续。日军方面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国学者情况，尤其是掌握关键学科的人。 松本米子逐渐形成应对方式：面对询问不否认，也不提供实质信息。她知道过度拒绝会引起怀疑，而过多回应则可能泄密。这种分寸感，是长期处境中磨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