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一天，停尸长达28年的段祺瑞被运往北京万安公墓，当家属打开棺木的时候，身穿袈裟的段祺瑞遗体容貌宛如生前，没有出现腐烂迹象。最后段家后人一致决定采取土葬方式将段祺瑞下葬，并请其生前好友章士钊题写墓碑。经过再三斟酌，章士钊认为墓碑上还是不提段祺瑞生前官职为好，而是使用“合肥段公芝泉之墓”取而代之，至此一度死后颠沛流离的段祺瑞终于入土为安。 权力的虚妄，在死亡面前往往暴露得一览无遗。说到段祺瑞的后事，就不得不提提他的老上司兼老丈人袁世凯。和段祺瑞死后28年才低调下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当年那场极具讽刺意味的盛大葬礼。 袁世凯称帝后在国内外的一片骂声中忧愤成疾，很快就死了。他得的是膀胱结石症，尿毒蔓延全身，导致死后遗体严重浮肿。当时家里人刚给他做好了一口极其昂贵的阴沉木棺材，结果遗体肿得根本装不进去，实在没办法，只能临时换了一口普通的阴沉木棺材。更荒唐的是，原来预备的丧服也穿不上了。最后经过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等人的同意，居然用了一件龙袍给他装殓入棺。这件龙袍正是袁世凯预备登基时用的，活着的时候没敢穿，死后却穿着“走”了，这简直是对他那场短命帝制最无情的嘲讽。 袁世凯的葬礼办得那叫一个奢华。北洋政府直接拨款五十万元银币作为丧葬费，怀仁堂停灵三七二十一天，门前扎了鲜花牌楼，每天还有和尚、道士、喇嘛轮流念经。出殡那天，80个人抬着灵柩，北京城各庙宇撞钟101下，内阁全体阁员送殡。可是，作为中南海总统府的新主人黎元洪，却根本没在送殡队伍里露面，他仅仅是在灵柩运出新华门的那一刻才姗姗来迟，对着棺材鞠了个躬，转头就回办公室了。生前的泼天富贵和看似牢不可破的权力，到了最后，终究敌不过人走茶凉的现实。 和袁世凯不同，段祺瑞在个人生活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做派。他虽然妻妾成群，前后有过二妻五妾，但他跟绝大多数嗜财如命的军阀完全不一样。他不爱钱，一大家子人从不置办产业，就连下野之后在天津和上海住的房子，全都是别人送的。 如果想真正了解褪去政治光环后的段祺瑞，我们不妨听听他最疼爱的外孙女袁迪新的回忆。 袁迪新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浓厚的历史厚重感。她的父亲袁家鼐是袁世凯的侄孙，母亲段式巽则是段祺瑞的掌上明珠。这两大权势家族的二度联姻，当年在京津两地极其轰动。小名叫“织姑”的袁迪新，从小就过着“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的大小姐生活。 在她眼里，外人看来严肃可怕的段祺瑞，其实是个极其慈爱的外公。段祺瑞在天津的公馆极大，院子里种满了各色牡丹，外公从不允许任何人采摘，唯独对她例外。小织姑穿的所有皮鞋都是段祺瑞派专人去买的，同一种款式买不同的码数，一双比一双大，多到小织姑最后穿腻了直抗议。每天下课，小织姑跑去给外公请安，段祺瑞哪怕正在打麻将，也会停下来听她念诗、看她的作文，只要心情好，随手就赏她两块大洋。 1926年，北洋政府悍然开枪镇压请愿学生，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鲁迅先生连写七篇檄文怒斥，那篇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便诞生于此时。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段祺瑞被迫下野退居天津，自号“正道居士”，成了一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念经诵佛，这也是为什么1964年人们打开他的棺木时，会看到他身穿袈裟的缘故。到了1933年，为了防止日本人拉拢段祺瑞在华北搞傀儡政府，蒋介石积极筹划将他接到了上海颐养，直到1936年病逝。 随着段祺瑞的去世，这个庞大的家族也分崩离析。袁迪新的后半生，几乎就是一部微缩版的中国近现代苦难史。 她的母亲段式巽性格极其跋扈，曾经为了给病重的段祺瑞做药引子，硬生生从自己腿上剜下一块肉来，让全家人看得目瞪口呆。就是这位狠心的母亲，在麻将桌上亲手毁了女儿一生的幸福，硬生生拆散了袁迪新和表哥段昌义的青梅竹马，逼着20岁的她嫁给了一个大她10岁的陌生男人。 后来的日子里，袁迪新跟着丈夫在抗战的炮火中四处逃难，一路流亡到重庆。可笑的是，丈夫后来拿着她变卖首饰的钱去了美国，留给她的只有一纸无情的离婚协议书。为了生存，这位曾经的北洋顶级名媛在国共谈判的军调部当过翻译，解放后又在上海的高校教英语。“文革”期间，因为身上背负着袁家和段家这“双重豪门”的出身，她挨了无数次批斗，下放农村改造，甚至去崇明岛围垦。 到了晚年，袁迪新蜗居在上海一栋阴暗破旧的老宿舍楼里。两间卧室让给了儿子一家，她自己则睡在客厅进门的一张大床上。厨房是自己外接的，锅碗瓢盆陈旧不堪。但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这位老人却异常豁达。她打趣自己是“童年享福老来苦，甜酸苦辣轮流转”。在历史的洪流中，权势、金钱、门第，最终都化为了虚无，唯有经历过苦难洗礼后的内心的平静，才是最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