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妈妈。1949年7月，妈妈只有十七岁。这年，她从湖北武汉女子中学弃笔从戎，来到东北哈尔滨第四野战军总医院当兵。当军医时，妈妈从事放射线工作。 这事说出来轻巧，可你想想，1949年7月，武汉还没解放呢。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家里条件不差，在女子中学念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要去当兵？她后来跟我讲过，那段时间武汉城里风声紧，学校里天天有进步学生传阅《新民主主义论》，她半夜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看完一宿睡不着。第二天就跟同学商量，说要去东北，去解放军那边。同学问她怕不怕，她说怕什么，我学医的，到了部队能救人。 就这样，她瞒着家里人，偷偷收拾了两件换洗衣服，揣着仅有的几块银元，跟几个同学一起扒上了北上的火车。到了东北才知道，第四野战军总医院的条件差得离谱。几排平房，窗户糊着纸，冬天零下三十多度，病房里就靠一个铁炉子取暖。伤员一批批从前线抬下来，截肢的、炸伤的，有的伤口长了蛆，有的高烧不退。她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头一回见到那种场面，腿都在抖。可她没有退路，咬着牙跟着老军医学，怎么换药、怎么包扎、怎么安抚那些疼得嗷嗷叫的战士。有一次一个伤员拉着她的手说，小同志，你像我妹妹。她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后来她被选去学放射线，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技术。整个东北都没几台X光机，她学的那个机器还是日本人留下的老古董，动不动就出故障。她白天跟着老师傅学操作，晚上抱着俄文说明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啃。有一回机器高压包烧了，全医院就她一个人敢拆开修，拆完装上，一试，亮了。院长拍着桌子说，这丫头，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她主动请缨想上前线，被领导拦下了，说后方更需要放射科的人手。她不服气，写了三封请战书，最后还是没去成。可她没闲着，那几年东北边境的部队医院伤员不断，她一个人顶三个人用，白天拍片子，晚上洗片子，累到站着都能睡着。有一次洗片子洗到凌晨三点，从暗房出来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滚下去，左胳膊摔骨折了，打着石膏第二天又坐在了操作台前。旁边人劝她歇歇，她说伤员等不起，片子晚出来一天，手术就晚一天。 她这一辈子，拍过多少张片子，自己都数不清了。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西南，部队搬到哪，她就跟到哪。后来转业到了地方医院，还是干放射科，一直干到退休。我小时候老问她，妈妈，你天天对着那个机器，不怕辐射吗？她说怕什么，那时候哪懂这些，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后来才知道，她们那一批老放射科医生，不少人身体都出了毛病，有的白细胞低，有的甲状腺有问题。她也是一身病，可从来没跟组织提过一句要求。 我记得她退休以后，家里有个旧皮箱，里头装的全是她在部队时的东西：一个搪瓷缸子，上面印着“最可爱的人”；一沓泛黄的照片，全是她和战友的合影；还有一张1951年的立功喜报，上面写着“工作积极，技术熟练”。她没事就拿出来翻翻，翻完再仔仔细细装回去。有一回我问她，妈，你后悔不？十七岁离家，一辈子吃那么多苦。她想都没想，说不后悔。我问为啥，她说，那时候国家需要人，我去了，这就够了。 这事放到现在，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十七岁，现在的孩子还在刷题、打游戏、跟父母怄气。可她十七岁的时候，已经扛着X光机在冰天雪地里救人了。她不是什么大人物，没上过战场，没立过赫赫战功，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军医中的一个。可就是她们这些人，撑起了那个年代最基础的医疗线。伤员从前线下来，第一个见到的是她们，最后一个送走的也是她们。她们把最好的年华给了部队，留给自己的，只有一身病痛和一箱老照片。 现在她快九十了，耳朵背了，腿脚也不灵便了，可每次电视里放跟部队有关的新闻，她眼睛就亮了。去年国庆阅兵，她盯着屏幕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么好的装备。”说完又沉默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在想那些没等到这一天的人，在想那些永远留在朝鲜战场上的人。她这辈子，值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