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沈阳军区调来了一名副司令员，因为带个“副”字，军区个别干部根本不重视，甚至都不打算准备欢迎仪式，而开国上将陈锡联听说后，愤怒地质问道：“真是胡闹，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72年8月，沈阳的天气已经透着凉意。 一架从北京飞来的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舷梯旁站着几个人，为首的是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 他身后跟着军区的几位主要领导，大家的表情都有些凝重，像是在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飞机舱门打开，走出一个人。 陈锡联快步迎上去，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半天没松开。 这个从飞机上走下来的人，就是刚到沈阳军区报到的新任副司令员杨勇。 可就在几天前，事情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 当时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接到通知，说杨勇同志要来沈阳上任。 负责安排接站的几个参谋商量了一下，觉得来的是个副司令员，用不着兴师动众，打算让一位军区领导和几个工作人员去接一下就行了。 这事儿传到陈锡联耳朵里，他当场就火了。 陈锡联把办公室负责人和参谋叫到跟前，问他们接站计划做好了没有。 几个人支支吾吾说出了安排，陈锡联听完，猛地一拍桌子，铅笔都摔了出去，骂了一句：“你们这群迷糊蛋！” 在场的人愣住了，不明白司令员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陈锡联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压住火气说：“杨勇同志是老革命了，几年前是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 这次出来工作是周总理和中央的安排，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轻视，必须高度重视。” 他怕底下人没当回事，第二天开交班会又专门强调了一遍：杨勇同志虽然是副司令员，但绝不能把他当副职看，特别是战备训练这些事，要多请示、多汇报，他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杨勇和陈锡联都是1955年授衔的开国上将，一个是湖南浏阳人，一个是湖北黄安人，两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认识了。 到了解放战争，他们同在第二野战军，都是纵队司令员，后来都当上了兵团司令员，一直是刘伯承、邓小平手下的得力干将。 有一回，邓小平召开“不握手”会议，陈锡联和杨勇两人在会上主动做检讨，那是出了名的严格，也可见他们在刘邓心中的分量。 杨勇身上有五处弹痕，最重的一回子弹从右腮打进、唇部穿出，打掉了六颗牙。 平型关战役他左肩中弹，血流了一身还在指挥战斗。 这样的硬汉，陈锡联打心眼里敬重。 杨勇到了沈阳后，陈锡联陪他上汽车，在车上说了句实在话：“让你来当我的副司令员，真是有点委屈了。” 杨勇摆摆手说：“能重新为组织工作，再为人民服务几年，能在部队里继续做事，我已经很满足了。” 杨勇这话不是客套，他1967年被免去职务，隔离审查了四年多，他说“不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大痛苦”。 1972年7月，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他才重新出来工作。 有人替他抱不平，说他又没犯错误，以前当那么多年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怎么还降职用了？杨勇却说，这么多年没为党做工作，心里有愧，现在有工作做，不是很好嘛。 他到沈阳军区后，根本没把自己当副职看，也没把“降职”这事放在心上。 8月底，他带检查组去边防，二十多天里横跨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草原，穿行在大、小兴安岭之间，光在边境线上就走了三四千公里。 回到沈阳，他对着地图和沙盘反复研究，完善东北战区的作战方案，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那年11月开军区党委会议，他系统讲了一整套加强战备和部队建设的意见。 杨勇只在沈阳军区待了不到一年，但这一年陈锡联把他的工作和生活都照顾得很仔细。杨勇心情好了，工作干劲也足。 1973年6月，中央调杨勇去新疆当军区司令员。 接到通知，他给在沈阳的妻子打了个电话，衣服行李都没顾上回家取，第二天就飞去了新疆。 这一走，两个人隔得更远了，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大西北。但无论聚还是离，情谊都还是跟从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