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去处
人生在世，每天与亲近的人交流不过几百句。活九十岁，也不过几百万句。看起来是个庞大的数字，摊开在九十年的光阴里，却稀疏得像冬日树枝间的天空。
母亲进城帮我们带孩子那年，父亲刚过六十。他说乡下住惯了，楼上楼下跑不动，城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们觉得有道理，便没有强求。这一晃，就是二十多年。
起初母亲还常打电话回去，问问吃了没，天冷了多加衣。后来孩子大了，琐事多了，电话渐渐稀疏。再后来，变成了每周一次，每次不过三五分钟。父亲在电话那头永远是那几句：“都好着呢，别操心。”“地里的菜该收了。”“你们照顾好自己。”
我有时候在旁边听着，总觉得那些话像打在棉花上，软绵绵的，没有回响。
母亲说，父亲年轻时话就不多。我不确定。记忆里的父亲，会在夏夜的院子里指着北斗七星给我看，会在冬天的火炉边讲他年轻时候的事。那时候他的话是有着落的，有听众，有回应。现在呢？他在乡下的老屋里，对着四面墙，对着院子里那棵枇杷树，对着电视机里永远热闹却永远遥远的别人的人生。
那些话去了哪里？
我有一次回乡下，看见父亲对着菜地自言自语。走近了才听清，他在跟那些青菜说话：“今天晒够了，明天该浇水了。”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我站在院门口，没有走进去。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语言像水，总要流向什么地方。如果身边没有人，就流向菜地，流向狗，流向空气。总得有个去处，否则人会被自己要说的话憋坏。
几百万句，听着多，其实经不起算。如果父亲每天自言自语一百句，二十年也不过七十多万句。而一个孩子在母亲身边长大，十八年说的“妈”，可能都不止这个数。
我们总以为时间还长，话可以慢慢说。可语言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写在水上，而是写在空气里。说过就散了，散了就没了。你以为还有下一句，其实可能已经说完了最后一句。
母亲上个月回了趟乡下，说父亲的白发又多了些。她在灶台前做饭，父亲就坐在门槛上看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村里的事。谁家的儿子结婚了，谁家的老人走了，今年的收成不好不坏。母亲说，那天下午的话，比过去一年电话里的话都多。
我想，语言最本真的去处，从来不是电话线，不是网络，而是另一个人的耳朵。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同一顿饭的香气里，自然而然地流出来，又妥帖地被接住。
几百万句，其实不多。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趁那个耳朵还在的时候，多说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