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志愿军司令杨勇刚刚回国，1位老部下就打来电话，说：“老首长，因为我生活作风问题，如今还没有工作。”杨司令思虑再三，还是给总干部部打去电话，讲：“他已经挨了处分了，请给他安排1份工作吧。” 一九五八年，杨勇刚从朝鲜回国，电话就追到了身边。 那头是个老部下，声音压得很低，只说自己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受了处分，到现在还没有工作，想请老首长帮着说句话。杨勇听完，沉默了一阵，还是给总干部部打去电话，说他已经挨了处分，能不能给他安排工作。 这通电话不热闹，分量却沉。 因为打电话的人不是一般干部，是尹先炳。真把履历摊开看，资格老，仗打得多，位置也高。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一九五五年全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成了最扎眼的例外。 那一年，军一级以上干部大多授了少将到元帅等军衔，一些资历深的师级干部也戴上了将星。陆军和志愿军系统三十四个军长里，只有尹先炳一人没有进入将军行列，只被授予大校。这个结果一出来，不少人都愣住了。照他的经历看，别说少将，他原本拟授的还是中将。事情闹到这一步，不是资历不够，也不是功劳不够，是他自己把路走窄了。 尹先炳一九三零年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里一路打出来，参加过多次反围剿，后来跟着部队到了陕北。这样的底子，在人民军队里硬。抗战爆发后，他所在部队改编，负责八路军总部警卫工作，先任参谋长，后任团长。这个岗位重要，也安稳，可他偏待不住。 一个老打仗的人，心总往前线跑。没过多久，他主动要求上前线，被调到一二九师新编十一旅担任旅长。百团大战那些硬仗，他带兵扑进去，战果不差，名声也是刀口上磨出来的。 解放战争打响时，尹先炳已是湖西分区司令员。随后，他率部加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二旅。这支部队后来成了刘邓大军手里很能打的一支劲旅。挺进大别山有它，转战中原有它，淮海决战也有它。尹先炳一直站在这样的主力线上，本身就说明问题。 一九四九年初，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他出任第五兵团第十六军首任军长。 渡江战役后，十六军随大军进军大西南，解放大片国土。西南全境解放后，部队回师贵州，承担剿匪建政任务，他还兼任地方军区副司令员。能打野战，也能担地方重任，这人不是靠运气坐上军长位置的。 抗美援朝爆发后，十六军起初没有整建制入朝，只抽调了一部分人员参加志愿军。 全军一直抓紧练兵，心里都憋着劲。到了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军全军入朝，换装苏式装备，也接受了相应训练。部队一进朝鲜，位置就不一般。那时战场大势渐渐明朗，大仗不算多，可美军和南朝鲜方面并没有彻底消停，志愿军仍需要一支装备精良的总预备队，十六军正是这样一支部队。 它的特别，不在名头，在编成。十六军是当时志愿军乃至我军唯一一个合成步兵军，每个师都有炮兵团、坦克团，志愿军司令部还专门为它配属了一个高炮师。火力强了，突击力上去了，防空能力也跟着变样。这样的配置，在当时确实少见。 尹先炳能指挥这样一支部队，心里那团火自然更旺。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七日，十六军打响入朝后的第一仗，进攻美军第二师一个连占据的高地。战斗打得快，五分钟就把高地拿下来了。后面几场战斗，部队也接连得手。 尹先炳看着这样的战斗力，心里发热，甚至打算组织一次更大的进攻，把整个军的本事都试一遍。可停战协定签了，这个念头也就停在了那儿。 仗打顺了，人最怕飘。尹先炳后来的问题，不在战场，不在指挥，而在生活作风。王牌军军长，装备好，部队能打，头上的光越来越亮，心里的弦却慢慢松了。他迷上跳舞，还把舞伴违规调到身边工作，关系一步步越了线，最后发展成不正当关系。事情偏偏出在授衔前夕，这就不是小毛病了。组织掌握情况后，处分下得很重，原本拟授的中将被撤销，改授大校，级别也从正军降为副军。 到了一九五六年，组织正式作出开除他党籍的决定，又把他调到政治学院负责后勤工作。 一个从红军时期一路走来的老军长，就这样离开了前线，也离开了本该属于他的将星位置。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会替他叹一口气。不是替错误开脱，是替那份本来很扎实的前程感到可惜。军功是真的，处分也是真的，这两样掺不到一起去。 再回头看一九五八年的那通电话，滋味就更复杂了。一个曾经的军长，因为没工作，只能放低身段去找老首长帮忙，这事本身就够让人心里发堵。杨勇愿意替他说一句话，不是替他翻案，也不是把错误抹平，无非是看他已经受了处分，又念着并肩作战的旧情，觉得人有个安顿处。 尹先炳后面的二十多年，一直没能真正翻身。 到一九八三年，因为战友病逝，他悲伤过度，也走完了这一生。回头去看，他前半生是从战场上拼出来的硬，后半生却栽在了自己身上。这样的故事，最扎人的地方，不是跌得重，是本来不该这么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