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位老妇人请“汉奸”侄子吃饭，突然压低声音道“孩子，给我弄300发子弹。汉奸一瞪眼：“你要子弹干啥？”“给八路军。”汉奸啪的一拍桌子，噌的一下，站起来：“你不想活了？” 饭桌旁的空气瞬间冻住了。老妇人没躲闪，直直望着侄子，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没有恳求，倒像两块沉静的炭火。她早料到了侄子的反应。侄子胸口起伏，手按在桌上，青筋都暴起来。 他环顾四周，压着嗓子挤出几个字：“婶儿，这话能乱说？要掉脑袋的！”他不是不知道婶子的为人，打小看着她给邻里乡亲帮忙，心善得没边儿。可眼下他自己这身份，在日本人手底下混口饭吃，多少人指着脊梁骨骂，婶子怎么偏往这火坑里撞？ 老妇人慢慢放下筷子。她讲起村东头老李家的儿子，前个月夜里送粮，让巡逻队发现，当场就没了。又讲起后山窝棚里藏着的几个伤员，缺药少粮，伤口烂得看得见骨头。 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柴米油盐。“子弹不是给我的，是给能拿着它打鬼子的人。”她顿了顿，“你爹走的时候，拉着你的手说过啥，你还记得不？” 侄子像被抽了一鞭子，猛地僵住。他爹，他的亲爹，是个老猎户，脾气倔，认死理。鬼子来的第二年，因为不肯带路进山搜游击队，被吊死在村口的槐树上。爹最后看他那眼神，他这些年夜里常梦到。 他自己呢？读了几年书，想在乱世求个安稳，托关系进了伪政府的衙门，帮着做些文书杂事。他告诉自己这是苟活，是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可“汉奸”这顶帽子扣下来，越来越重，压得他喘不过气。乡亲的冷眼，爹临终的眼神，如今婶子这沉甸甸的请求，全搅在一块儿，在他脑子里嗡嗡作响。 他看着婶子。老人家的鬓角全白了，棉袄袖口磨得发亮，手背上都是裂开的口子。就是这样一双手，可能半夜摸黑给山里的队伍送过干粮，可能颤巍巍地替伤员洗过绷带。她怕吗？当然怕。但她更怕的，大概是闭上眼睛，想到这片土地就这么沉沦下去。侄子忽然觉得，自己缩在“委曲求全”的壳子里，活得还没眼前这个老太太透亮。 风险大得吓人。日本人对军火控制得极严，盘查也狠。一旦被发现，不止他自己，全家乃至整个家族都可能被牵连，那后果不敢想。可另一边，是婶子那双眼睛，是山沟里等着子弹的同胞，是他爹至死都没弯下的脊梁。这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这是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良心上。 沉默了多久，没人知道。侄子最终没再拍桌子，也没再吼。他重重地坐回凳子，喉咙发干，声音沙哑：“……我想想办法。但这事儿，天塌了也不能漏半点风。”他没打包票，这话说得艰难。老妇人听了，也没再多言，只伸手拍了拍他搁在桌上的手背。那一下很轻，却像有千斤重。 这个故事里，没有手起刀落的酣畅淋漓，只有普通人被时代洪流推搡到悬崖边的战栗与抉择。所谓的“汉奸”，皮下可能裹着无尽的挣扎；而看似柔弱的老人，骨头里却藏着撑起山河的韧性。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脸谱戏，它最深刻的笔墨，往往藏在那些灰色地带的、微弱却不肯熄灭的荧光里。在民族存亡的绝境下，个人的安危与民族的大义被撕扯，每一次沉默或点头，都可能是一条不归路。然而，正是无数个如此平凡而危险的抉择，如暗夜中的星火，最终汇聚成了燎原的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