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上将陈仪被押去刑场，监刑的蒋鼎文给他送来酒菜，陈仪怒斥：不必了，若念旧情，给个痛快！谁知，这句话竟让背叛者汤恩伯遗臭万年。 这一幕发生在台北马场町。陈仪站得笔直，神情平静，似乎早已料到结局。真正让人唏嘘的，并非这一刻的生死，而是二十多年间，人情、权力与选择一点点走到这里的过程。 陈仪出身浙江绍兴书香门第，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内少见的“文武并进”人物。北伐时期，陈仪已是重要军政干部。 1933年福建事变后，陈仪被任命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大刀阔斧整顿地方。正是在这一阶段，陈仪与蒋鼎文结下了难以化解的旧怨。蒋鼎文当时奉命平叛，苦战得地，却在事后被排挤出核心位置。 更令蒋鼎文无法释怀的是，陈仪在清理地方武装时，坚持从严处置，拒绝蒋鼎文为部下求情，亲手签下处决令。两人自此形同陌路。 抗战胜利后，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时，陈仪主张缓和处置，试图通过政治安抚恢复秩序，这一立场与蒋介石强调武力压制的态度存在明显分歧。 事件之后，陈仪被调离台湾，政治前途已现阴影。 真正将陈仪推向深渊的，是1948年至1949年的局势变化。彼时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败，陈仪任浙江省主席，面对人心浮动和军事失利，开始尝试为地方寻找出路。 据多方史料记载，陈仪通过私人渠道联络旧部汤恩伯，希望在江南实现局部和平，以减少战乱损失。这一举动在陈仪看来是权宜之计，却触碰了蒋介石的底线。 汤恩伯的角色尤为复杂。1920年代，汤恩伯原名克勤，家境寒微，是陈仪出资、通过义女王竞白的关系送往日本军校深造。 回国后，汤恩伯步步高升，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与陈仪关系一度被视为“师父与义子”。 然而在1949年的关键时刻，汤恩伯选择向蒋介石告密，将陈仪的和平设想全部上报，并在随后的审判中出庭作证。 蒋介石的态度极为坚决。蒋介石认为，陈仪的行为已构成“动摇军心”，必须严惩，以儆效尤。尽管有人私下求情，判决依旧迅速而强硬。 蒋鼎文被指定为监刑官，这一安排本身就带着强烈的政治意味。 行刑前，蒋鼎文派人送来酒菜，或许是旧日同窗的最后一点情分，也可能是胜负已分后的姿态。陈仪没有接受，只留下那句被后人反复提起的话。 刑场附近，一辆车内，汤恩伯悄然旁观，没有露面。此后多年，关于这一幕的细节在军中流传，汤恩伯的名声也随之急转直下。 陈仪身后并不安宁。最初下葬时，墓地简陋无碑。多年后立碑，又屡遭破坏。直到21世纪，其部分骨灰才由后人带回大陆安葬。 关于陈仪的评价，始终分歧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