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越南发现了跟三星堆相似的文物，基本就能确定了，当年秦国灭掉巴蜀的时候，蜀国最后一代开明王的族人，根本没留在四川，而是一路逃到了越南。 要说清楚这件事，还得从秦国灭巴蜀说起。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在位的时候，看到巴蜀之地物产丰饶、地理位置重要，就派大将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 当时蜀国的最后一代君主，是开明王的第十二任后人芦子霸王，虽说他也曾奋力抵抗，但蜀国的军力根本比不上经过商鞅变法、实力大增的秦国，最终芦子霸王在武阳被秦军击败身亡，他的相国和太子也死在了白鹿山，蜀国就此彻底覆灭，巴蜀之地正式归入秦国的版图。 蜀国灭亡后，秦国对蜀地的统治极为严苛，留在四川的蜀人要么被秦军奴役，要么被强制迁徙到其他地方，以此来削弱蜀人的反抗势力。而开明王的族人，作为前朝的皇室后裔，更是秦国重点打压的对象，他们很清楚，留在四川迟早会被赶尽杀绝，想要保住族人的性命、保住古蜀的文化火种，就只能逃离故土，另寻生机。 可往哪里逃呢？当时的蜀人根本没有太多选择，东边是强大的楚国，北边是秦国的核心势力范围，这两个方向都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就是往西南方向走。 那条后世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通道，在当时已经有了雏形，古蜀人早就沿着横断山脉，和云南地区的族群有了交流。开明王的族人就沿着这条路线，一路向西进入云南，再顺着红河流域慢慢南下，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抵达了越南北部。 他们不是一次性就走完这千里路程的，而是沿着沿线的族群一步步迁徙、扎根，慢慢推进，毕竟当时没有现代交通，崇山峻岭、江河阻隔，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族人还要带着老人和孩子，还要躲避沿途的野兽和陌生族群的袭击，能最终抵达越南，靠的全是坚韧和毅力。而且越南北部当时是骆越之地，远离中原纷争，相对偏僻，秦国的势力还延伸不到这里，对于走投无路的开明王族人来说，这里无疑是最安全的避难所。 抵达越南之后，开明王的族人没有就此消散，而是聚集起来，在当地扎下了根。带头的蜀王子杜泮，还在越南北部建立了瓯雒国，自称安阳王，把古蜀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也一并带了过去。他们教当地的骆越族人打造青铜器、制作玉器，把古蜀人的祭祀礼仪、生活习俗，慢慢融入到当地的文化中，这也是为什么越南冯原文化的文物，会和三星堆有着那么多相似之处。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从蜀地带过去的文物，在两地的意义却大不相同。在三星堆，牙璋这类玉器是祭祀用的礼器，是古蜀人沟通天地神灵、寄托信仰的“通神之物”，承载着古蜀人的精神追求；可在越南的冯原文化里，这些玉器更多是高等级贵族墓葬里的随葬品，用来彰显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成了权力的象征。同一件器物，在不同的文化土壤里，生出了不同的价值，这也是文明交流最奇妙的地方，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相互融合、各有解读。 很多人疑惑，为什么仅凭这些相似的文物，就能确定是开明王的族人逃到了越南？其实除了文物佐证，还有史料的隐约记载，只是这些记载比较零散，一直没有得到考古证实，直到越南这些文物的出土，才把这段尘封的历史串联了起来。而且三星堆和冯原文化的相似之处，不只是器物本身，还有底层的信仰共鸣，陶器上的纹饰、青铜器的铸造理念，都能看出两地文化的深度关联，这绝不是偶然，更不是简单的文化交流就能形成的。 这段迁徙史，不仅解开了三星堆文化传播的一个谜团，更让我们看到了古蜀文明的广度和韧性。很多人提起古蜀文明，只知道三星堆、金沙遗址，却不知道古蜀人也曾跨越山海，把自己的文化带到了千里之外的东南亚，见证了古代民族迁徙和文明融合的壮阔历程。开明王的族人虽然逃离了故土，但他们没有丢掉自己的文化，而是把古蜀的火种带到了越南，让这段文明得以延续，也让两个遥远的地区，因为一段逃亡之路，结下了深厚的文化渊源。 如今，这些跨越千年的文物静静躺在博物馆里，它们不仅是古蜀文明和骆越文化交流的见证，更是开明王族人坚韧不屈的象征。当年秦国灭蜀的战火早已熄灭，古蜀国的辉煌也早已尘封在历史的尘埃中，但那些逃亡的族人，用自己的方式，让古蜀的文化得以延续，也让我们今天，能通过这些文物，读懂那段被遗忘的迁徙史，读懂古蜀文明的魅力与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