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老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的核心决策者的家属、资产都在国外，这个核心决策者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这个国家的利益考虑！家属和资产在国外，这会让决策者在猜想问题时有所偏向。他们容易受外国环境和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自然难以只围着本国利益转。每个国家国情不同，我们有自己特殊情况，生搬硬套会让政策水土不服，带来各种预料不到的问题。若看不到决策者把国家利益放首位的证据，大家就会怀疑政策背后是不是有私人利益掺和，这会影响当局公信力。 卢麒元老师这话戳中了治国理政的核心要害——决策者的“根”在哪，心才会在哪。 试想一下，若是核心决策者的家属早已定居海外，资产也悄悄转移到了异国他乡，他坐在决策桌前，脑子里想的恐怕就不只是国内百姓的冷暖，更会下意识地权衡国外的利益得失——家人在那边的生活安稳、资产安全，会不会因为自己出台的一项政策受到影响？会不会得罪当地的利益集团，进而牵连到自己的家人？ 这种隐性的顾虑，就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悄悄捆住了决策的手脚，让他在权衡利弊时，难免会偏向那些能保全自身海外利益的选择，哪怕这份选择会牺牲一部分本国的长远利益。 这从来都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对决策者的无端揣测，而是人性的本能，是利益绑定的必然结果。决策者也是普通人，有牵挂、有顾虑，但这份牵挂和顾虑，必须牢牢扎根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身上。 若是把牵挂放在了海外，把后路铺在了异国，那政策的制定就难免会出现偏差，就会偏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甚至会出现“屁股决定脑袋”的尴尬——明明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政策，却硬生生带上了国外利益的烙印，明明是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径，却因为要迎合海外的标准而被迫走样。 卢麒元老师的观点，更点透了一个关键：治国理政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发展阶段都截然不同，我们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有自己的发展节奏，最需要的是贴合本土实际、贴合百姓需求的政策，而不是生搬硬套国外的模式，更不是被国外的利益牵着鼻子走。 那些家属和资产在国外的决策者，长期受海外环境和利益集团的熏陶，很容易陷入“国外的一切都好”的误区，盲目推崇所谓的“国际标准”，却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把国外的经验当成教条，硬生生套在我们的土地上，最终只会让政策水土不服，不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会引发新的矛盾，让百姓的期待落空。 就像灶台上的掌勺人，若是心向着外边的食客，那锅里的饭菜就很难合自家亲人的口味。决策者的初心，本该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可一旦家属和资产都到了国外，这份初心就很容易被稀释、被扭曲。 百姓最朴素的期待，从来都不是什么华丽的口号，而是看到决策者真正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看到他们出台的政策，是为了让国内的日子越来越好，是为了让民族越来越强大，而不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为海外的家人谋便利。 若是看不到这份初心的实证，看不到决策者把身家性命与国家绑定的决心，百姓自然会心生疑虑——这项政策到底是为了公，还是为了私？是不是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私人利益？这种疑虑一旦蔓延开来，伤害的不仅仅是决策者的个人公信力，更是整个当局的公信力，是百姓对国家发展的信心。 要知道，公信力从来都不是靠宣传得来的，而是靠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积累起来的，是靠决策者以身作则、坚守底线换来的，一旦因为决策的偏向性引发信任危机，再想重建这份信任，就需要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 其实，卢麒元老师强调的，本质上是权力的约束与初心的坚守，是对“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核心问题的深刻回应。治国理政，关键在人，关键在决策者的立场与担当，而立场的坚定，离不开“根”的滋养，离不开利益的绑定。 一个真正合格的核心决策者，必然是把“根”深深扎在自己的国家，把家人的幸福、自身的价值，都融入到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哪怕前路布满荆棘，也敢于坚守原则、勇于担当作为，出台的每一项政策，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那些试图把家属和资产转移海外、给自己留后路的决策者，终究是忘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是个人利益最坚实的后盾；百姓的安居乐业，才是人生最珍贵的荣耀。脱离了自己的国家，脱离了自己的人民，再丰厚的海外资产、再安稳的海外生活，也终究是空中楼阁，终究是没有根基的浮萍。 而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从来不需要这样“留后路”的决策者，需要的是那些愿意把“根”留住、把心留下，愿意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愿意为了百姓的幸福、民族的未来，拼尽全力、毫无保留的担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