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悍匪”王宗坊被击毙后蜷缩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他的身体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胃里几乎没有食物残留，身上除了一把匕首外还有一万多块钱。 1983年9月18日，江西广昌县南山林区，枪声响彻山谷。 一具蜷缩的尸体倒在地上，身体干瘦到近乎皮包骨头，法医打开他的胃，只找到一些树皮和草根。 可令在场所有人都诧异的是，他口袋里，还揣着一万多块钱。 这是个典型的“有钱的饿殍”。胃里是野草，手里是票子，这诡异的组合，不只是讽刺，更是警醒。 那张泛黄的公安部通缉令，印着他的名字：王宗坊，二王之一。 从沈阳到南昌，从医院走出的两位悍匪，最后困死在三万人的包围圈里。 当年站在人群边上的民兵刘建平回忆，第一次真正起疑，是看到他们推着一辆撬过锁的“本地车”，嘴上却说是“福建来的”，口音却透着东北味。 而那双手，到处是抓野草、钻树林留下的伤疤，脏得连指甲都模糊。 这场追逃，其实早在7个月前便已拉开帷幕。 1983年2月12日，沈阳市463医院的小卖部被抢，两人拿走的不过三条烟和一百多元。 但警察刚出门，诊室又响起一声枪响，王宗玮突然掏出偷来的枪，打伤医生。 兄弟俩逃出医院后，居然回了趟家。他们的父亲是沈阳当地一所中学的老教师，母亲也是教师。 那夜，父亲不讲道理地拍桌大骂母亲：“你这是要送他俩去死？” 下一秒，又偷偷把300块钱、粮票和两件军大衣塞给了儿子，还亲自送他们到火车站。 家庭教育，在这个节骨眼上彻底撕开了嘴脸。 邻居后来才说，王宗玮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爱收刀，不合群。 王宗坊初中就因打架被处理，父亲用关系把处分撤了。一个“巨婴”，在父母的宠溺下，被一路推到了悬崖边上。 而这场逃亡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围猎。 那年，中国公安部第一次动用“全国通缉令”制度，特急批量印了20万张，上了火车、进了系统、贴到每一个县公安局门口。 悬赏金额从最初的500元，提高到2000，相当于一个工人三年的工资。 接下来四个月，他们无论逃去哪儿，好像身后总有人。 湖南林场的农民发现他们花大钱买粮又拒不透露姓名，觉得不对头上报了。 武汉医院有人看见弟弟又似曾相识，当即找值班的警察擦了个肩。 这张通缉令，把这桩本来发生在北方的命案，变成了一场举国追击。 可惜的是，当钱脱离了系统，它什么用也没有。 他们手上的万把块钱，到了南方深山，连一个红薯都换不来。 最终引爆这场最后较量的，是9月13日的一个普通工作日。 广昌县民政局的小伙刘建平发现那辆撬锁的车，点了一根烟，拎出一根线头开始问话。 简单几句对不上，立马就有老同事联想到了“通缉信上那俩人”。 很快，当地公安上报省厅，武警总队加驻军合力，在短时间内调动了数万人，将整座80平方公里的山头划成“责任田”，一寸一寸往回搜索。 某种意义上，这是那个时代全民治理能力的一次集中体现。 围捕历时近5天。最后几小时最为惨烈。武警战士甘象清率先遇敌，中枪牺牲。 另一名通讯参谋吴增兴在电台损坏后，用简易信号引导包围小组，也被王宗坊冷枪击中。数十年的和平年代里，这样真实的牺牲令人肃然。 王宗坊，也在这轮绝对压制中，被当场击毙。 验尸报告显示，他身高一米七二，死时仅重四十一公斤。 胃里除了一点芭蕉皮碎末，便是草、树皮和几颗浆果籽。 但他身上的钱却清晰地摆在那里，一万多元，全是新币，整整齐齐，部分号码正是沈阳463医院案的赃款。 这就是讽刺最深的地方。这些钱不是假的，却在关键时刻一文不值。 整个案件，后来影响颇深，即便不能直接说产生了“严打”系统机制的变革，但公安部很快于1984年成立了刑侦局，强化跨区域协作能力。 社会层面，对家庭教育与规则约束的讨论，也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开端。 王宗坊和王宗玮的故事，是犯罪，但不是纯粹的“恶人作恶”那么简单。 一个中等偏上的家庭，两个在校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走到这步，是一步步纵容、回避、失败教育的合力产物。 信息来源：东北“二王”大案回眸——2020-06-05 10:07·潼关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