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64年，钱学森在研发东风2号导弹时，发现射程不够，几乎所有人都建议要多加助燃剂。不料，一个小伙子站起来说：“不能加，一滴都不能加！而且要减少600kg助燃剂才行。”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可钱老却立刻陷入沉思 在1964年6月的戈壁滩，空气干燥得似乎划根火柴就能点燃，但比天气更燥热的，是东风二号导弹发射基地的计算室。 那时候的算盘珠子拨得啪啪响，草稿纸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可无论怎么算，那个决定生死的“射程数据”就是差了一截。 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学问题，这是那一年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当时的中国物资匮乏到了极点，每一枚导弹都是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国运”，容错率不仅是零，甚至可以说是负数。 就在那个阴沉沉的下午，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在那个狭窄的会议室里商讨，逻辑听起来无懈可击：射程不够，当然是因为推力不足。 推力不足，那就得加燃料，有人拍着桌子建议，要把燃料箱灌得再满一些，恨不得把每一立方厘米的缝隙都塞满助燃剂。 就在这股声浪中，那个叫王永志的年轻人推门闯了进来。 这一年他才30岁出头，还是个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技术员，按照当时的等级森严，这种级别的会议他是没资格直接推门的，但他不仅推了，还扔出了一句让满屋子老专家觉得是“疯话”的结论。 “不能加，一滴都不能加。不仅不能加，还要倒出来600公斤。” 那一瞬间，会议室里的空气恐怕都凝固了，有人甚至笑出了声，觉得这小伙子是不是被戈壁滩的风沙吹晕了头——射程本来就不够，你还要给导弹“抽血”？ 这在常规物理认知里，简直就是要把导弹直接按在发射架上，但坐在主位上的钱学森没有笑。 这位当时中国航天的掌舵人，眉头锁得更紧了，他盯着这个冒失的年轻人，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科学家特有的敏锐，他示意大家安静，让王永志把话说完。 王永志敢这么说，底气来自于他在苏联的那几年“特殊训练”。 当年在莫斯科航空学院，苏联人虽然允许他学火箭，但出于保密，连一张纸片、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许带出教室，这意味着王永志必须把那些复杂的火箭结构、密密麻麻的流体力学公式，像刻光盘一样硬生生“刻”进大脑里。 这种被逼出来的能力，让他在那一刻看穿了那个致命的问题。 当时东风二号用的助燃剂是酒精，王永志在脑子里跑了一遍模拟：戈壁滩酷热，酒精受热会剧烈膨胀，如果在这个高温环境下还要死命往里灌燃料，会导致燃烧室的配比彻底失调。 结果就是，那些多加进去的酒精根本来不及充分燃烧，反而变成了几百公斤的“死重”，火箭带着这堆没用的液体上天，怎么可能飞得远？ 只有减掉这600公斤，燃料的配比才能回到黄金分割点，推力才能达到极值，这就是著名的“少即是多”悖论。 钱学森听完这个反直觉的推导，沉默了片刻，他在脑海里迅速复盘了这个逻辑，然后猛地一拍桌子，那个让所有人意外的笑容浮现在脸上：“道理就在这儿！这个办法妙不可言！” 1964年6月29日，减重后的东风二号在震耳欲聋的轰鸣中拔地而起，这一次，它划破长空，分毫不差地扎进了预定目标区域。 那一刻，戈壁滩沸腾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钱学森记住了这个“敢在老虎嘴上拔毛”的年轻人，这一记，就是几十年的师徒情分，1978年，当第二代战略导弹总设计师的人选摆在案头时，钱学森毫不犹豫地推荐了王永志。 从那以后，王永志这个名字就和中国航天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死死地焊在了一起，一直到1992年，60岁花甲之年的他挂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熟了，神舟五号、神舟六号，杨利伟在太空的那句“感觉良好”，这一路走来，其实都隐隐有着王永志的影子。 2024年6月11日，也就是前年，王永志老先生离开了我们，享年92岁。 信源：中国军网 一生为国 圆梦飞天——“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永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