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位国军排长率领部下投诚。当他抵达登记处时，负责登记的文书惊愕不已，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说道：“张定元，竟会是你！你不是早在两年之前就壮烈牺牲了吗？” 文书手里的钢笔“啪嗒”一声掉在登记册上，墨水晕开一团黑渍。他站起身，绕过桌子走到张定元跟前，上下打量着这张熟悉的脸，黝黑、消瘦，左颊添了道寸许长的疤，可那双眼睛，分明还是两年前那个整日笑呵呵、爱给大伙儿分烟抽的机枪班副班长。 “老赵，吓着你了？”张定元咧开干裂的嘴唇，声音沙哑得像磨砂纸，“我这命，阎王爷不收。” 屋里另外几个办事员也停了手里活计，目光齐刷刷投过来。有人认出了他，低声惊呼：“真是张定元！”“不是说他守四平外围时全排战死了吗？” 张定元没接话，只扭头望了眼门外。院子里蹲着二十来个他带来的兵，都穿着磨得发白的国军棉袄，抱着膝盖缩成一团，有人正盯着屋檐下冰溜子发呆。这些兵年纪都不大，面黄肌瘦的，枪早就整整齐齐码在门口石阶旁了。 “先登记吧。”张定元转回头，从怀里掏出张叠得四方的花名册，纸张边缘都磨毛了，“二十三人，一个不缺。有三个人挂彩，得找大夫瞧瞧。” 文书老赵捡起笔，手还有点抖。他翻开花名册，第一页就是张定元的名字，在部队烈士名录里，用黑框框着，底下还有行小字：“民国三十六年四月，于四平战役殉国。” “到底咋回事？”老赵压低声音，一边抄写名字一边问，“那会儿师部通报说你那个排死守阵地，全员殉国，追悼会都开了。师长还给你家发了抚恤金，五十块现大洋呢。” 张定元摸出半截卷烟，凑到油灯上点着，深吸一口。烟雾模糊了他脸上的疤。“我们是守到最后一刻了，”他说，“阵地上就剩七个人，子弹打光了。后来炮弹震晕了我，醒过来时躺在死人堆里，是老乡扒尸体时发现我还有口气。” 他说得轻描淡写，可屋里的人都静了下来。窗外的风刮得窗纸哗哗响。 “养了三个月伤，不敢回老家，也不敢找部队。”张定元弹掉烟灰，“伤好后就往南走，想着混口饭吃。结果走到阜阳，又被抓了壮丁，他们不查档案，见个男的就拉。番号换了两回，今年调到徐州守备团。” 老赵笔尖顿了顿：“那你咋现在才……” “上个月，我们连奉命处决三个‘通匪’的佃户。”张定元忽然打断他，声音沉下去，“都是老实庄稼人，说家里揭不开锅，偷偷给山里的游击队送过两袋红薯。连长让开枪，我那个班没人动。后来……人还是死了。” 他把烟头扔地上，用鞋底碾得粉碎。“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四平阵地上的弟兄，个个血糊糊的，问我：‘排长，咱们当初到底为啥死的？’” 登记处里静得能听见煤油灯芯噼啪的响声。有个年轻办事员别过脸去，喉咙动了动。 “想明白了。”张定元站起身，拍了拍褪色的军裤，“这仗打得没意思。我带出来的兵，不能这么糟践。”他指了指院子里，“这些娃，最大的才二十一，家里都有爹娘。要死也得死个明白，不能稀里糊涂给那些大官当垫背的。” 老赵这才注意到，院子角落里蹲着个瘦小的兵，看起来顶多十六七，正捧着一块硬邦邦的窝窝头小口啃着。 “那孩子叫二娃，”张定元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爹娘去年饿死了，为了一口饭当的兵。昨天夜里我问他敢不敢跟我走，他说：‘排长，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总比打死饿死强。’” 名册登记完了。老赵郑重地合上本子，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你家里那边……” “先别通知。”张定元摆摆手，“我娘心脏不好，别一惊一乍的。等安稳了，我自个儿回去解释。”他顿了顿，难得露出点笑意，“就是那五十块抚恤金有点麻烦，要不我从这个月起，每月攒点钱还上？” 这话说得几个办事员都笑了，可笑声里带着说不出的酸涩。 后来张定元被安排到教导队当教官。那些跟他过来的兵，经过学习后大部分编进了野战部队。听说在淮海战役里，有个曾经枪都端不稳的小兵，抱着炸药包炸了国民党军的碉堡，立了特等功。人家问他怎么这么勇敢，他说：“我们排长教过，当兵得知道为谁打仗。” 张定元的故事在部队里悄悄传开。没人说他是“逃兵”，反倒都说他是“活明白的人”。那些年，这样“活明白”的国军官兵越来越多，像溪流汇入江河。有时候想想挺有意思：一份阵亡名单上的人活生生走回来，带着一群迷茫的兵找到该走的路，这比任何宣传册子都更有说服力。 战争啊，最讽刺的不是枪林弹雨，而是让人在生死之间才看清真假对错。张定元们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证明：人心向背，从来不是公文上的数字，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用脚投的票。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