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妓女恳求37岁张伯驹：“带我走吧！我还是清白之身！”张伯驹递给老鸨一沓钱，没想到老鸨却冷笑道：“带她走？没门！” 张伯驹的一生，既写在金石书画里，也写在与潘素的相遇相守中。 1935年前后，他在天香阁听到一曲琴声，循声望去，只见一位白衣女子端坐抚琴。 她叫潘素，苏州人，自小受母亲教养，琴棋书画皆精，母亡后却被继母和父亲以10两银子卖入青楼，只肯卖艺不肯卖身，凭琴声与画技成了头牌，却像笼中鸟。 张伯驹出身显赫，自幼锦衣玉食，却更爱读书访碑。起初他只与友人去天香阁听曲，直到听见潘素低声说“虽在烟花地，未曾接客”，才意识到眼前是被命运逼入风尘的闺秀，心里生出要救她出去的念头。 赎人并不容易。地方军官臧卓早已看中潘素，与老鸨暗通款曲，视她为囊中之物。老鸨仗着有靠山，根本不肯放人。 张伯驹明知惹不得，却也退不了，一面托友人周旋，一面借自己“袁家表侄”的身份施压，几经曲折，才终于把潘素从天香阁接出。 离开风月场后，两人先在租界小住。张伯驹坦言，自己已娶有三房妻妾，家境也远不如从前。潘素沉默片刻，只说：“你救我出那门，我这一生只认你一个。” 此后，她与张伯驹正式成婚，不计较名分先后，一心投入这段婚姻。 婚后，她把一身才情都用在“成全”上，打理家务，又临碑学画，很快形成自己的画风；他外出访碑购藏，她就变卖首饰，为他筹盘缠。 张伯驹先后购得陆机《平复帖》等重宝，自称买的不是纸墨，而是文脉。潘素懂得他的执念，亲手装裱归档，把藏品理得井井有条。 有一次，张伯驹在外被绑，对方开口要300万赎金，还点名索要《平复帖》。潘素求助张大千，得知劫匪真正惦记的是字帖，若交出，人身也未必安全。 她思量再三，宁肯四处筹钱，也不愿交出国宝。几日僵持后，劫匪把条件压到40万，她东借西凑，终于把人平安赎回，也保住了字帖。 此后，张伯驹与前几房妻妾各自和离，把余生都交给潘素。40年代起，他淡出应酬，把精力放在国学与书画研究上，身边始终有她磨墨铺纸。 她曾办画展，获名家赞赏，却只笑说“不过是在你藏品旁添几笔”。在旁人眼里，他们是才子佳人，在自己心里，更像一对终身搭档。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做出最重要的决定：将毕生所藏捐给国家。他说，这些东西属于中华文明，私人只是暂时的看护人。潘素很清楚，这意味着放弃难以估量的财富，却几乎没犹豫就点头同意。 《游春图》《张好好诗》《平复帖》等陆续进入公藏，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要的文物捐赠者之一，被授予“先进工作者”，只淡淡地说：“聊尽绵力。” 抗美援朝时期，潘素又拿出自己珍藏的字画义卖，把所得全部捐给志愿军。张伯驹年事已高，设立奖学金资助寒门学子，又著书立说，把对古典艺术的理解传给年轻人，家中大小事务皆由潘素撑着，让他可以专心与碑帖为伴。 1957年，张伯驹病逝，10年后，潘素也安然离世。两人没有子女，却留下大半生心血化作公藏文物、奖学金与画册。 回望天香阁里那一曲琴声，很难不感慨：一个被卖入青楼的女子和一个生在权门的公子，最终把个人的爱恋与国家的文化命运，紧紧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