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赵本山和黄晓娟表演完《我想有个家》，走下舞台，黄晓娟对赵本山说：“老哥啊，这可能是咱俩最后一次合作了”。赵本山疑惑地问：“为啥？咱俩不是合作好好的吗”？ 1992年的春晚，对赵本山和黄晓娟来说，都是人生的分水岭。 那年，改革开放的热浪席卷全国，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红火。春晚作为全国瞩目的大舞台，把各地文艺骨干集中到中央电视台。 《我想有个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场的：张惠中执导，焦乃积、张超编剧，小品讲的是一对参加电视相亲节目的中年男女，在录制屡屡受挫的情况下相互鼓劲，最后确认彼此就是那“理想中的家”。 台上，赵本山和黄晓娟配合自然，一个接地气，一个气质清秀，高低错落恰到好处。掌声几乎没停过。这一次，对当时“没背景”的赵本山来说，是凭真功夫赢来的机会；对刚被重点大学录取、一直被看好的黄晓娟来说，则像是迈入更大世界前的一次亮相。 演出结束，两人走下舞台，兴奋还在发烫。就在后台昏黄的灯光下，黄晓娟突然说：“老哥啊，这可能是咱俩最后一次合作了。”赵本山一愣，下意识地问：“为啥？咱俩不是挺合适的吗？” 其实，从1989年辽宁春晚《麻婆豆腐》开始，两人的合作就很顺。黄晓娟高挑亮眼，一出场就圈粉，而赵本山则是凭土得掉渣的幽默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此时突然说“最后一次”，换谁都难接受。 黄晓娟没有太多煽情，她只是坦白，自己已经被大学录取，不能因为眼前的舞台耽误了长远发展。赵本山沉默了片刻，最后选择理解。人各有志，他不想挡人前程，只希望她能走向更大的舞台。 从那以后，两人渐渐失去联系。赵本山继续在东北各地跑场子，靠一腔热爱和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包袱，往更高的平台冲。铁岭的那场演出，让姜昆发现了这匹“千里马”，从此春晚的大门向他打开。《相亲》《卖拐》《卖车》《功夫》……一个个经典，从他手里长了出来。 而黄晓娟则按自己的规划，一边读书，一边接演电视剧。她不再是春晚小品里那个高挑女主，却在荧幕上留下了一串串角色。 后来，她又走上文艺组织工作岗位，当上了辽宁省文联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证明自己不仅能演，也能在更大的文化平台上发挥作用。 真正让赵本山“心里一紧”的，是多年后的一次春晚。他在后台，看见黄晓娟和潘长江搭档表演。那时的他，已经凭借多次上春晚成了喜剧“扛把子”，名声正盛。坐在台下，他心里不是滋味，却知道台前不是翻脸的地方。 演出结束，他去候场厅问黄晓娟：为啥不跟自己合作了？黄晓娟只好把话挑明，她和潘长江身高差大，一站在一起，天然带笑点，舞台效果更好；和赵本山搭档，再默契，视觉冲击力也差了一截。她要往更高处走，只能做这样的选择。 听到这里，赵本山没再多说。他清楚，舞台从来是“效果说话”，没有谁对谁错。只不过，当他后来得知这背后还掺杂着圈子里的复杂考量时，心里难免升起一股无力感，有些决定，并不完全掌握在演员自己手里。 但赵本山的性格，向来是“摔一跤算数”，往前看。他接着往春晚舞台上冲，也在1999年前后遇见了另一个黄金搭档宋丹丹。 《说事儿》《白云黑土》《火炬手》《今天昨天明天》……一个个作品，把东北人的麻辣与温情演到了极致，连七八岁的小孩都能信口念出“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让爱情自由自在地飞翔”。 名气越大，他越清楚，光靠一个人撑不住这门艺术。于是，“本山传媒”成立了。他从铁岭走出来，又把小沈阳、宋小宝、沈腾一批批演员推上台。本山传媒的小品一再登上春晚，《不差钱》等作品成了另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赵本山把自己当年得到的那只“扶一把”的手，又还给了更多年轻人。 再往后，年纪上来了，身体也亮起红灯，他慢慢从舞台退居幕后。春晚不再年年有他，但舞台上依旧有他栽下的“苗子”。 他回到家乡种地、割麦，过起和乡亲们一起抬头看天、低头看地的日子。那些曾经的掌声，变成风吹过田埂的声音。 至于黄晓娟，她的身影从春晚小品中淡去，却以另一种方式留在观众心里：电视剧里的角色，文联干部的身份，都是她选择的路。与赵本山那条“春晚+公司+新人”的路径不同，她走得更安静，却同样坚定。 回头看去，从1989年辽宁春晚，到1992年《我想有个家》，再到后来各自分道、各自高飞，赵本山和黄晓娟，一前一后，把一个时代的喜剧记忆撑了起来。 只是人生的剧本从不按人意排练，有些搭档，只适合在某一段时间里光芒四射，然后在岁月里悄悄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