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某一天，王明健在毕业前夕被两名没有任何军衔、职务标记的神秘军人带走，他们让王明健在学校的一间办公室里签署一份文件，自此之后，王明健便如同人间蒸发一样销声匿迹了。那么他为何会被带走呢？他究竟去哪了呢？ 1956年的大学校园里，总是充斥着各种青春的躁动与关于未来的宏大设想，但对于王明建的同学们来说，关于他的记忆却在此刻戛然而止，那一幕发生得极具戏剧性，校长室的大门紧闭，门口站着两个腰杆挺得笔直的军人，一脸肃杀。 好奇的学生刚想凑近听听墙根，就被厉声喝退，办公室内，即将毕业的王明建面临着人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择，那是1958年，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份印着“绝密”字样的档案，空气安静得只能听见纸张翻动的声音。 因为涉及核心机密，他甚至不能把文件内容读出声，只能用眼睛扫视，就在那一刻，王明建脑海里或许闪过了在学校图书馆翻阅那本俄文版原子能书籍的画面，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幻想，此刻变成了沉甸甸的军令。 签下名字的那一刻起，那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就在社会面上“蒸发”了，对父母，他只能含糊其辞地留信说要去搞“课外活动”这一走，让家里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担惊受怕，甚至一度怀疑儿子是不是在外面惹了祸、蹲了大狱。 其实，王明建被带到了长沙郊区的黄土林，代号“309”这里没有明亮的实验室，只有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一地鸡毛和冷冰冰的背影，当时的国际形势骤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决定“提前响”不靠别人，这就意味着核心燃料，二氧化铀的提炼成了卡脖子的死结。 摆在王明建面前的哪里是什么尖端科研环境，简直就是个简陋的作坊，没有技术数据，设备也不配套，更要命的是，怎么把铀从矿石里弄出来，谁也不知道，王明建那个急啊，整宿整宿地泡在实验室里。 直到有一天，他盯着脸盆里的肥皂水发呆，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既然肥皂水能洗掉手上的油污，能不能用同样的原理把铀“洗”出来，原理通了，硬件又成了拦路虎，这种强酸强碱的反应环境需要不锈钢设备，可那会儿国家连好钢都炼不出来，上哪弄不锈钢去。 这时候，组里有个家里开过染坊的年轻人嘀咕了一句，说家里的那种陶瓷大缸耐酸耐碱还耐高温，王明建一拍大腿，就是它了，如果那时有外人能进到309基地，绝对会看到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代表着人类最高科技水平的核燃料提取，竟然是在一口口农村常见的陶瓷大缸里完成的，这就是著名的“土法炼铀”这期间并非一帆风顺，剧毒的化学试剂和极不稳定的反应过程时刻威胁着生命。 有两次实验发生了剧烈爆炸，王明建全身多处烧伤，差点把命丢在那片黄土林里，但就是靠着这些“坛坛罐罐”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这支队伍硬是搞出了71.3吨的铀酸铵，特别是1959年7月，为了给国庆十周年献礼，上面下了死命令，要在展览馆展出一块纯金属铀。 留给王明建的时间短得吓人，他和团队玩了命地干，硬是在生死线上把这1公斤的纯金属铀给炼了出来，然而，巨大的成就背后，往往藏着难以言说的隐痛，就在生产最紧要的关头，一封急电打破了基地的宁静：家里那位从小把他带大的奶奶病危。 一边是等待这一口“核粮”的原子弹工程，一边是至亲的最后一口气，王明建手里捏着电报，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做出了最残忍也最无奈的决定，留守，直到噩耗传来，这个在爆炸和剧毒面前没皱过眉头的硬汉，却把自己关起来，朝着老家的方向重重地跪下。 磕了一个长头，那一声磕在地板上的闷响，只有他自己知道有多疼，1964年10月16日，那一朵蘑菇云在罗布泊升起，世界为之震动，而在长沙的深山里，那个曾被怀疑“犯了事”的失踪大学生，已经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蜕变。 309大队完成了历史使命撤离了，大家都回城发展，可王明建没走，他选择留在这个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筹建更大的铀水冶厂，那个曾经的“炼铀之父”到了晚年也没个消停，退休回到南漳老家后，他又一头扎进了量子化学的迷宫里。 在很多人看来，拿着国家颁发的那么多奖章，尤其是那枚沉甸甸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勋章，足以安享晚年了，可每当有人问起当年的苦，这个早已满头白发的老人总是摆摆手，笑得云淡风轻，只说那是把青春献给了最值得的事业。 哪怕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光，躺在病床上的王明建，脑子里转的依然不是遗产分配，而是他搞了二十多年的量子化学成果，他就像当年那个急着炼铀的青年一样，迫切地想把这些心血公之于众，生怕后来的科学家在这些难题上多走半步弯路。 在他心里，那份多年前签下的保密协议早已不再是束缚，而是一种早已融入血液的本能，只要国家需要，只要科学需要，他随时准备把自己最后一点光亮燃烧殆尽。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韶关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