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授衔中，杨宗胜认为，以他的资历和职务，可能是中将，最差是少将，结果只授大校，气得他一辈子不穿大校军装！ 杨宗胜资历很深，他是1930年的老红军。 建国后，杨宗胜担任总后勤部马政局局长，按级别来算，他相当于副军级。 说真的，杨宗胜这老红军的履历，拿出来能让人竖大拇指！1930年在湖南华容参加红军时，他才20岁出头，跟着贺龙的红二军团打游击，从湘鄂西打到湘鄂川黔，枪林弹雨里滚了八年，身上留着三处枪伤，每道疤痕都是实打实的战功。长征路上，他跟着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担任收容队队长，背着伤员走、饿着肚子让粮食，硬生生把几十个掉队的战士带出了绝境，这种担当在老红军里都少见。抗日战争时期，他到冀中根据地搞后勤，日军“扫荡”最凶的时候，他带着运输队钻地道、绕封锁线，把粮食、弹药精准送到前线，连聂荣臻都夸他“后勤线上的猛将”。解放战争更别提了，淮海战役时他负责兵站运输，冰天雪地里赶着马车送棉衣、运伤员，手脚冻得流脓都没歇过，战后还立了二等功。 建国后他当总后勤部马政局局长，这职务看着偏门，实则至关重要！当时我军骑兵还占不小比例，军马不仅是骑兵的坐骑，更是边疆巡逻、物资运输的关键力量，相当于“移动的后勤保障”。杨宗胜跑遍全国找优良马种，在内蒙古、青海建了六个大型马场，制定了军马饲养、训练的标准规程，短短三年就让全军军马数量翻了一番，质量也大幅提升，连朝鲜战场上都用上了他培育的军马。按1955年授衔标准，副军级干部大多能评少将，同期和他同级别、同资历的红二军团老战友，比如顿星云、杨秀山，都授了少将，甚至有些资历稍浅的都穿上了少将肩章，难怪他心里会不平衡。 他本来满心期待，授衔前还跟老战友开玩笑说“不管中将少将，总算对得起牺牲的弟兄们”，结果公布名单时，他的名字后面跟着“大校”二字，当场就懵了。回到家把授衔命令摔在桌上，气得晚饭都没吃，指着墙上的红军军旗说“我跟着党干了二十五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副军级授大校，这让我怎么跟牺牲的战友交代？” 家人劝他“组织有组织的考虑，别太较真”，他梗着脖子反驳“我不是贪军衔，是这荣誉不对等！” 后来组织上找他谈话，解释授衔要兼顾各野战军平衡、后勤系统授衔标准略低于作战部队等原因，他嘴上没再反驳，心里却始终憋着一股气。 那套大校军装被他叠得整整齐齐塞进柜子最底层，外面堆着旧红军服，这辈子就没再拿出来过。平时上班穿便服，参加重要会议实在没办法，就穿当年的粗布红军服，补丁摞补丁也不在乎。有次总后勤部开表彰大会，要求统一穿军装，他硬是顶着压力穿了件旧棉袄去，领导私下劝他“老杨，别让组织为难”，他却说“我杨宗胜革命一辈子，靠的是战功和良心，不是肩章上的星”。 其实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是无理取闹，老红军的荣誉观就是这么纯粹——他们把军衔看作对革命贡献的认可，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尊严，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 后来有人问他“后悔吗？”，他摇摇头说“革命不后悔，就是这授衔这事，这辈子想不通”。 直到晚年，他给孙子讲革命故事，还会拿出当年的红军帽，却绝口不提大校军装的事。1981年他病逝时，家人按他的遗愿，给他穿了件洗得发白的红军服下葬，没有戴任何军衔标识。 现在回头看，1955年大授衔确实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兼顾资历、战功、职务、各部队平衡等多重因素，难免有争议。但杨宗胜的“气”，恰恰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可爱——他们不搞虚头巴脑的迎合，对荣誉坦诚直白，这种不掺杂质的赤诚，比任何军衔都珍贵。 反观现在，有些人为了虚名浮利不择手段，对比杨宗胜这样的老革命家，真该好好反省。他们那代人把生死置之度外，为的是国家和人民，对荣誉的较真，本质上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杨宗胜一辈子不穿大校军装，不是固执，而是一种坚守，坚守着老红军的尊严和底线，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