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16年,叶圣陶迎娶了未曾谋面的妻子,洞房夜,两人第一次见面,他用颤抖的手,掀开了新娘的盖头,看到眼前的一幕,他的心忍不住加速。 1912年2月,叶圣陶还是个十八岁的穷小子,兜里掏不出份子钱去参加老同学王彦龙的婚礼,只好挥毫写了一幅《贺新郎》的词做贺礼。 当时宾客里有位留日归来的女教员胡铮子,那是开药铺兼办女学的明白人,一眼就看中了这字里行间的才气,胡家姑姑挑侄女婿,眼光毒得很:不要彩礼,不看门第,死规矩就一条——必须是读过新书、懂新思想的后生。 这恰恰成全了这段奇缘,两边交换生辰八字是虚,互相摸底“思想成色”是实。叶圣陶这边收到的一张发黄照片,也不是什么绣花女红的摆拍,而是一个剪着齐耳短发、坐在藤椅上膝头摊书的现代姑娘。 为了这张照片里的模样,叶圣陶愣是苦等了四年,甚至连结婚的日子都透着讲究——8月19日,特意选在未婚妻胡墨林生日的第二天,寓意着生命与爱情的前后脚相连。 但这所谓的“完美结合”,蜜月期短得可怜。 结婚才过两天,胡墨林就得去南通女子师范当老师,叶圣陶则要去上海尚公学校教书,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书信成了维系这“旧瓶装新酒”婚姻的唯一红线。 那时候的车马很慢,信跑得倒勤快,叶圣陶的日记里,那句“墨儿不在,觉空落落”或者“余则寂然无聊”,成了几十年雷打不动的开场白。 为了这份感情,叶圣陶干过一件放在那个年代惊世骇俗的事儿,后来他在北京大学明明已经拿到了两年的优厚聘书,结果只干了一个多月就直接撂挑子不干了,理由简单粗暴——老婆要生孩子,他得回去守着,这哪是什么文人的清高,分明就是那个年代最硬核的“护妻”。 日子若只是这么过,倒也算神仙眷侣,可偏偏遇上了动荡的世道。 1939年,抗战的炮火把这对文人夫妻逼成了生活战场上的战友,当时日军27架飞机轰炸乐山,叶圣陶正在成都教书,听说妻儿老小生死未卜,他急得连夜雇了辆破马车往回赶。 路上碰见敌机扫射,车夫吓得躲进山沟,这书生愣是徒步走了二十里地,半夜三更摸到亲戚家,看到睡在稻草堆上的老婆孩子,一屁股瘫坐在地上,那是真的劫后余生。 那时候家里被炸得精光,衣服被子都没了,从来只拿粉笔教鞭的胡墨林,硬是逼着自己学会了裁缝手艺。 她买布量身,给一家七口缝制冬衣,连叶圣陶都在旁边笨手笨脚地帮忙穿针引线,文人那种“君子远庖厨”的架子早没了,剩下的是夫妻俩在苦难里你提我扛的烟火气。 这份相濡以沫一直熬到了新中国成立,1949年,叶圣陶成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胡墨林就在社里当校对科长。 那时候出版社的老门房常能看见一景:胡科长每天晌午拎着个竹壳暖瓶给社长送饭,就因为叶圣陶胃不好,吃不惯食堂的硬米饭,这送的是饺子,更是大半辈子的疼惜。 可惜,这好日子没撑过太久,胡墨林查出了癌症,最后那些日子,协和医院的病房就成了叶圣陶的办公室,老先生把稿子搬到病床边,伴着妻子痛苦的呻吟,整夜整夜地给她念自己年轻时写的小说《倪焕之》。 那里面教书先生的爱情故事,听起来像极了他们的前半生,书里的人还年轻,病床上的人却要走了。 1957年3月,胡墨林撒手人寰,叶圣陶没哭天抢地,但他发明了一种独特却残忍的“记时法”。 每年的清明或者3月2日忌日,他必定要在台历上画个红圈,在日记里写上一句“墨逝世若干年矣”。一年、两年、十年……这句子他重复写了整整三十一年。 他把妻子那张结婚年头拍的、穿着阴丹士林旗袍抱着襁褓儿子的照片,放大挂在卧室墙上,平日里对着发呆,谁劝续弦他都摇头不语,出版社的编辑去送稿子,常常撞见这一幕,也不敢打扰。 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深情,最后被锁进了一个生锈的铁盒子里。 1987年,八十六岁的叶圣陶在病榻上做了最后的交代,他没提什么著作版权,而是指着床底下的樟木箱子嘱咐儿女:那里头有个铁盒,装着三百二十七封信,全是你们母亲当年写的,“等我走了,记得把这些信搁在我棺材里”。 次年2月,离胡墨林的忌日还差十几天,叶圣陶走了。 在苏州甪直镇的纪念馆里,至今还摆着那发黄的日记页面,上面有叶圣陶晚年的一段梦境记录:“墨逝世三十四年矣,昨夜又梦少年时,伊在南通寄来红叶两片,夹在教案本中……” 这大概就是真正的爱情:始于一方颤抖着掀开盖头的手帕,终于一盒在那头陪着他长眠的旧书信,人走了,但那份红叶夹在书里的颜色,却从来没有褪过。 信源:人民教育出版社《社史资料选编》 叶圣陶纪念馆馆藏资料 《胡墨林与叶圣陶:相濡以沫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