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81年冬，两立三等功的阎连科没能提干，拿着117元退伍费和50斤粮票给家人买了二斤糖果和驻地特产登上了返乡的列车。这时，一辆军用吉普冲上站台，一名军人连声喊“阎连科在哪？” 当时天气寒冷，阎连科口袋里装着117元退伍费和50斤粮票，这些东西承载着他的青春岁月，因为父亲病重，他想给家里人一个交代，就用这笔退伍费买了礼品。 尽管有两次三等功的荣誉，他还是没能成为干部，受精兵简政政策影响只能返乡，他的家乡是河南嵩县的一个贫困山村。 如果没有那辆军用吉普，阎连科可能就按这个轨迹度过一生，车上的团领导十分急切，找到他后带来了提干命令获批的消息，这个反转背后，是教导员张恩培的帮助。 张恩培曾担任首长秘书，赏识阎连科的才华，他私下将阎连科一部未完成的小说送去参赛，结果被军区文艺部门看中，这才促成了阎连科提干。 此时，文字展现出了改变命运的巨大力量，在此之前，阎连科的文学尝试并不顺利，早年在老家河南嵩县时，他曾狂热地写下30万字的《山乡血火》，但目不识丁的母亲把书稿当废纸放进灶膛烧了。 那时候，文字对他来说没什么价值，甚至不如取暖做饭的柴火，后来到了部队，他因为写得一手好的“新魏体”粉笔字进入板报组，之后在武汉军区的创作班学习，凭借文字赚到了8元稿费，在当时，8元相当于普通人数半个月的工资，这让他产生了靠文学谋生的想法。 这种想通过文学改变命运的渴望，贯穿了阎连科早期的创作过程，从最初留存下来的几页稿纸，到后来凭借《黄金洞》获得鲁迅文学奖，再到一篇中篇小说赚到800元，他一直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描写耙耧山脉发生的故事。 他在文学领域的成就越来越高，直到2007年10月，四叔去世，他在守灵时才停下了这种创作节奏。 妹妹无意间问他：“你写了那么多书，为啥不写写家里事？”这句话让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改变写作方向，他决定不再写魔幻题材，转而描写家乡的真实故事，包括带病种地的父亲、熬瞎眼睛靠织袜赚钱的大伯，以及为养家奔波至死的四叔。 2009年，他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中，阎连科摒弃了复杂的写作技巧，文字风格朴实，就像老家的粗瓷碗一样，虽不精致，却十分坚实，能承载真实的情感。 这种朴实的真实感打动了很多人，书稿录入时，有打字员对他说“这是你写得最好的书”；校对阶段，校对员一边哭一边完成校对工作，还表示书出版后要买来给孩子看。 在同济大学的新书首发式上，不少普通读者当场落泪，就连见多识广的副校长也被打动，想在全校推广这本书，让学生理解“父辈的艰辛”。 这本书还拉近了代际距离，上海复旦附中一名16岁的女生读完后，买了两本，一本珍藏在抽屉里，一本放在父母桌上，她之前比较叛逆，只关注成绩，读完书后给阎连科写信致谢，说自己终于理解了父亲沉默背后的深沉爱意。 不过，文字既能成就人，也可能带来麻烦。 到了2025年8月，《我与父辈》出版十六年来一直被很多人当作亲情教育的读物，阎连科却突然卷入舆论风波，他的学生蒋方舟被曝光硕士论文存在严重抄袭问题，有5处注释与对应的文献不符，知名学者肖鹰公开批评蒋方舟，同时认为作为导师的阎连科没有尽到指导责任。 更让人感慨的是，舆论在讨论阎连科的指导责任时，还翻出了他当年为了提干“藏扫帚争表现”的旧事，这件事以前被看作是他努力奋斗的证明，如今在学术道德的讨论中，和他在书中极力维护的“父辈的尊严”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时，阎连科在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排名第七，作品销量也因为争议上涨了三成，但读者对他的看法变得复杂起来。 在合肥一家旧书店里，店主摆放着一本精装版的《我与父辈》，这本书没有书皮，但内页很干净，没有任何笔记，标价是原价的四折，这本书就像一个沉默的象征，安静地处在2025年的舆论喧嚣之外。 书里记录的是父辈艰难的人生，书外却上演着关于名利、学术和道德的争议，当年那个在站台上紧握粮票，因提干命令改变命运的年轻人，大概从未想过，四十四年后，命运当初给予的机会，会以这样的方式被重新审视。 信息来源： 同济大学新闻网《这是一颗钻石 阎连科谈新作《我与父辈》》 同济大学新闻网《同济大学第四届作家周拉开帷幕 著名作家阎连科携新作发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