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8岁女孩被人贩子卖给了放羊的人,新婚夜,女孩害怕的蜷缩在角落。不料,新郎竟说:“给我200元,你就走吧”,女孩震惊抬起头看着他。如今,女孩过得怎么样呢? 1994年,这一年的郜艳敏的身价被定格在了2700元,这是一个听起来荒诞却又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数字,那年她18岁,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却像牲口一样在石家庄火车站被人像挑白菜似地算计了。 那个时候,年轻的她刚刚辞去在河北蠡县毛线厂的工作,口袋里揣着打工攒下的血汗钱,满心欢喜地想着回河南许昌的老家,在那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候车大厅里,击碎她防线的不是暴力,而是两张写满“关切”的脸。 两名面带微笑的中年妇女,一口一个“老乡”一句一个“帮忙”用所谓的“高薪工厂”做诱饵,更用那看似憨厚的笑容编织了一张无处可逃的网,在那一刻,郜艳敏对于“人心险恶”四个字一无所知,她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对于同乡的一丝亲近感。 便踏上了一辆开往地狱的面包车,彻底失去了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权利,当你把视线投向那个囚禁她前半生的囚笼,河北曲阳县下岸村,你会发现这里荒谬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隔绝,这个被群山包围、只有土路蜿蜒的小村庄里,只有400多口人。 却生活着30多个和郜艳敏命运相似的女人,这是一场集体性的沉默与共谋,在这个闭塞的角落,她经历了难以启齿的新婚夜,面对着那个皮肤黝黑、沉默寡言的放羊“丈夫”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那个夜晚。 这个强买她的男人竟然提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条件:给她200块钱,就放她走,200块钱,对于身无分文且身处茫茫深山的她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法跨越的天堑,这所谓的“仁慈”更像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嘲弄。 她无数次试图翻越那连绵的山坡,却总是因为迷路而被像抓逃犯一样抓回来,每一次逃跑失败,换来的都是更严密的看守和羞辱,在那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山沟沟里,她甚至想过用死亡来结束这一切,但每一次拿起农药瓶的手,最终都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颤抖着放下了。 如果说人贩子的狠毒是插在她身上的一把刀,那么来自血亲的冷漠则是压垮她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她千辛万苦终于联系上河南的亲生父母,以为哪怕只有一线生机也能重获自由时,电话那头传来的却不是“带你回家”而是让人心如死灰的劝告。 父母竟然让她认命,理由仅仅是因为“已经嫁过去了”因为传统的贞操观念,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再回来“不好找人家”这种来自至亲的背叛,远比深山的贫瘠更让人绝望,既然哪里都不是家,既然哪里都不要她,她还能逃向何方。 生活总是在把人逼进死胡同后,又留出一道极其狭窄的缝隙,初中学历的她,成了这片荒凉土地上唯一能点亮孩子们眼睛的光,2000年,因为村里极度缺老师,郜艳敏拿起了教鞭,一年2000元的微薄薪水,换来的是她在一群渴望知识的孩子中间找到的最后一点尊严。 她把那个受尽屈辱的躯壳留在了夫家,却把灵魂寄托在了一堂堂简陋的课程里,这种身份的转变,不是为了歌颂什么“大爱”纯粹是因为只有在教室里,她才觉得自己还像个活生生的人。 然而,外界的关注却给这种脆弱的平衡带来了另一种风暴,2005年,一位偶然路过的摄影师按下了快门,郜艳敏的故事连同那张写满沧桑的脸被上传到了互联网,这原本或许是一个解救的契机,却随着2009年改编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的上映。 走向了另一个诡异的极端。舆论将这个满身伤疤的受害者硬生生塑造成了“以德报怨”的道德模范,甚至是所谓感动众人的“最美乡村女教师”这种廉价的赞美和毫无逻辑的“升华”掩盖了那原本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法拘禁和人口买卖的残酷真相。 成名并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好转,反而在村里引爆了炸药桶,村民们不感激她带来的捐款和关注,反而怨恨她败坏了村子的名声,担心更多的年轻人因此娶不到媳妇,甚至恶意揣测她利用名气中饱私囊。 原本应该承担责任的当地部门,第一反应是封锁消息,像防贼一样防着记者进村,生怕这个“脓疮”被彻底揭开,2015年当这一段旧事再次被网络翻炒时,人们的愤怒点变了,大家开始质问。 为什么要把苦难包装成励志故事,为什么没人去追究买家的罪责,处于风暴中心的郜艳敏早已疲惫不堪,面对铺天盖地的争论,她借女儿之口发出了微弱的请求:只想安静生活。 那个曾经18岁想看世界的少女,如今看着自己长大的女儿,满眼都是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她那一句“回不去21年前了”道尽了所有的无奈。 信息来源:《嫁给大山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