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周总理在一次晚宴上注意到了一位女子。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安静坐在角落，夹菜的手背上还留着几道浅浅的疤痕。 总理放下酒杯径直走过去，声音比平时低了些：“黄杰同志，当年上海的事，是我太急躁了。” 女子抬头，眼里的惊讶慢慢化成笑意，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旗袍盘扣：“周副主席，我早忘了。” 15岁那年，她揣着母亲缝的布鞋，悄悄离开了湖北江陵的家。 武昌女子师范学校的课堂上，新思想像春芽一样钻破旧时代的土壤，她第一次听到“男女平等”四个字时，手指不自觉攥紧了衣角。 进步师生秘密传阅的《新青年》杂志，扉页上“德先生赛先生”的字样，被她用铅笔描了一遍又一遍。 走出校门的她，很快成了上海地下党最年轻的交通员。 化名“李芳”的日子里，她提着竹篮穿行在法租界的弄堂，篮底夹层藏着用米汤写的情报。 有次路过霞飞路，看到橱窗里挂着时髦的连衣裙，她脚步顿了顿，随即加快步伐，那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在暗夜里走多久。 1930年冬天，上海的风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 她按周恩来的嘱咐，提着茶叶篮去见刘伯承，篮柄上本该系着的红头绳却不见了。 后来才知道，出门前房东家孩子扯着绳子玩，她急着赶路没在意。 刘伯承看到篮子时脸色一变，直到确认她身份，屋里的空气才松快下来。 多年后听王景春阿姨说，那天总理知道后拍了桌子：“情报工作，差一点都可能掉脑袋！” 提篮桥监狱的铁门在身后关上时，她把藏在衣领里的入党申请书嚼烂咽了下去。 两年半的铁窗岁月，她见过狱警的皮鞭，也见过同监室大姐用发簪在墙上刻下的“坚持”二字。 有次高烧昏迷，醒来发现枕头下多了块红糖，是看守偷偷塞进来的，原来黑暗里，总有人心向着光。 延安的黄土坡上，她和徐向前的婚事办得简单。 抗大的学员们送来一篮红枣，毛主席笑着说“你们这是‘早生贵子’啊”。 婚礼那天，她穿的还是那件蓝布旗袍，徐向前把自己缴获的钢笔别在她胸前：“以后，你写情报，我打仗，咱们殊途同归。” 晚宴上的灯光暖黄，总理给她夹了一筷子青菜：“现在国家安定了，你们这些老革命该享享福了。” 她摇摇头，说起前几天去学校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有个小姑娘问“阿姨，那时候你不怕吗？”她摸了摸孩子的头：“怕啊，但一想到明天的太阳会照在没有压迫的土地上，脚就挪不动了。” 晚年整理徐向前遗物时，她总会摩挲那个褪色的茶叶篮，篮底的暗格还留着当年藏情报的划痕。 有回孙辈问她：“奶奶，您这辈子后悔吗？”她没说话，只是把那个旧茶叶篮轻轻放在阳光下，尘埃在光柱里跳舞，像极了当年暗夜里闪烁的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