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赵平和老婆叛变，将刘少文所在位置供了出来，国民党特务闯入食品店，想要抓获刘少文，没想到刘少文一点也不慌，直接和特务聊起天来。 那是1947年的上海，正是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候，特务抓人那是出了名的狠辣，进去容易出来难。可刘少文是谁？那是经历过长征、在敌人心脏里战斗过的老特工了，心理素质是钢铁级别的。当时他正坐在柜台后面拨弄算盘，听到门被撞开的声音，眼皮都没怎么抬，等看清进来的那几个穿黑大褂、眼神阴鸷的家伙，心里立马就跟明镜似的——坏了，肯定是出了内鬼。 赵平这个叛徒，刘少文其实早就有点察觉。这人平时就贪小便宜，最近更是神色慌张，没想到他不仅自己反水，还把老婆拉上一起叛变，为了邀功请赏，连这种重要的联络点都给卖了。特务们冲进店里，黑洞洞的枪口直接就顶到了刘少文的脑门上，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连空气都像是凝固了一样。 “刘少文，别装了，赵平都招了！”带头的特务队长恶狠狠地吼了一嗓子，唾沫星子都快喷到刘少文脸上了。周围几个特务也是如临大敌，手扣在扳机上，生怕这只“大老虎”突然暴起反抗。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少文却慢慢放下了手里的算盘，脸上没有任何惊恐的表情，反而露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神色。他看了看顶在脑门上的枪口，又看了看眼前这几个凶神恶煞的特务，慢条斯理地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然后重新戴上，这才开口说话。 “这位队长，你怕是认错人了吧？”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子稳当劲儿，压过了特务们粗重的呼吸声。“我叫刘掌柜，在这条街开食品店快两年了，每天守着算盘和账本，连远门都没出过，哪来的什么刘少文？”带头的特务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他会来这么一出。赵平的供词里只说这里有个叫刘少文的地下党，可没说这人平时以什么身份活动。特务们面面相觑，眼神里的笃定少了几分。刘少文看在眼里，心里更有底了——赵平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果然只敢卖表面信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伪装细节。他随手拿起柜台上的一本账本，“啪”地拍在特务面前，账本边角都被翻得卷了边，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每日的进货和销货。“你看，这是我上个月的账，隔壁王记点心铺、街口的粮油店，谁不知道我刘掌柜？赵平？我倒是认识一个欠我五块大洋的主顾，是不是他还不上钱，故意编瞎话骗你们？” 特务队长被他怼得一时语塞，反手就揪起刘少文的衣领，指甲都快嵌进他的肉里：“你还敢嘴硬！赵平亲口说，这里就是地下党联络点，你就是刘少文！”刘少文非但没挣扎，反而轻笑一声，目光扫过店里货架上的糖果、点心和罐头：“队长你看看，我这小本生意，赚的都是街坊邻居的辛苦钱，哪有什么本事当你们口中的‘大人物’？真要是联络点，能这么大摇大摆开在闹市口？”这话戳中了特务们的顾虑——1947年的上海，地下党联络点大多藏在弄堂深处或偏僻仓库，极少有敢开在临街商铺的。几个年轻特务开始窃窃私语，显然对赵平的供词产生了怀疑。 刘少文趁热打铁，指了指柜台底下的算盘：“我这双手，天天拨算盘珠子，磨出的茧子都在指腹上，哪像拿过枪、发过密电的人？你们要是不信，去问问这条街的巡警，他天天来我这买桂花糕，知道我几点开门几点关门。”他说的巡警是自己人，早就备好了应对方案。特务队长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本以为抓个正着，没想到碰上个油盐不进的“硬骨头”。更让他心虚的是，赵平的供词里确实只有位置和名字，没有任何能佐证刘少文身份的细节——这个叛徒为了保命，根本没敢把知道的全说出来，怕日后被地下党报复。 特务们在店里翻箱倒柜，砸坏了好几罐糖果，却只搜到账本、进货单和一些零钱，连张可疑的纸条都没找到。其实刘少文在听到门响的瞬间，就悄悄把藏在算盘底座里的密电码捏碎，混进了柜台的木屑里。那是他多年地下工作练出的本能，比呼吸还自然。看着特务们气急败坏的样子，刘少文反而淡定地整理了一下衣领：“队长，搜也搜了，问也问了，我看你们是真抓错人了。赵平那小子，肯定是欠了赌债，想拿我顶罪。” 最终，特务们实在找不到证据，只能把刘少文带回特务处暂时扣押。但他们没想到，刘少文的同志早就通过巡警传递的消息，打通了关节，第二天就以“证据不足”为由，把他保释了出来。赵平夫妻俩本以为能靠卖同志换个一官半职，结果因为供词模糊，反而被特务们当成“没用的废物”，没过多久就被秘密处决了。这就是叛徒的下场，永远得不到信任，只能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刘少文的冷静，不是天生的，是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地下工作的步步惊心练出来的。那种刻在骨子里的镇定，是叛徒永远学不会的，也是革命者能在黑暗中坚守的底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