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叔叔婶婶，早早就去世了，扔下一个六七岁的女儿，被奶奶收养了，那时父亲他们就姊妹八个，又添一张嘴，温饱都成了问题。 奶奶常常在灶台边对着空了半截的米缸叹气，锅里的稀粥映着侄女怯生生扒着门框的影子——多一个孩子，就多双要吃饭的手，在那个连红薯都要数着吃的年代，这成了压在全家心头的石头。 三个月后，邻村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户托媒人来说亲，想让这孩子做他家的童养媳。 奶奶红着眼圈把侄女拉到跟前，摸了摸她枯黄的辫子，没说送，只说“去那边能吃饱饭”。 那时的童养媳，大多是家里的“劳力+未来儿媳”，天不亮就要挑水做饭，挨打受骂是常事；有的甚至没等到成年就被婆家磋磨坏了身子。 但这个姑姑命里像揣着块暖玉。 她到男方家第一天，未来的婆婆就给她煮了个完整的鸡蛋，蛋白剥得干干净净递到她手里——那是她记事起第一次吃到没跟别人分着吃的鸡蛋。 我另一位姑婆的故事却透着旧时代的另一种底色。 她出生在民国末年的地主家庭，十二岁那年，红绸盖头遮住脸时，脚还够不着马鞍——婆家是邻县的乡绅，十六岁的新郎掀开盖头时，旁边还站着个比她高半个头的姑娘，那是男方家早就养在院里的童养媳。 在那个土地和财富说话的年代，地主家的女儿嫁人叫“明媒正娶”，陪嫁清单能写满三张红纸；而童养媳不过是“家里添双筷子”，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 当然，不是所有“送出去”的孩子都有姑姑那样的运气。 村里曾有个和姑姑同龄的童养媳，因为打碎了一只碗，被婆家吊在房梁上打，后来冬天掉进冰窟窿，就再没爬起来。 姑姑却在那户人家里慢慢长开了。 姑父比她大五岁，总偷偷把自己碗里的稠的拨给她；婆婆教她纳鞋底时，会故意把针脚扎得疏一点，怕她手疼。 后来她生了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孩子们成家后轮流接她去住，九十岁的人了，还能自己梳辫子，头发黑得像染过似的。 你说这世上的苦和甜，是不是真的会互相找补？ 奶奶当年送侄女走时，大概没想过“吃饱饭”之外的事。 她只知道，八个亲生孩子加上一个侄女，灶膛里的柴火都烧得比别人家快，夜里孩子们挤在土炕上，脚臭味和饥饿的咕噜声混在一起，让她整夜睡不着。 那个年代的命运像被风吹的蒲公英，有的落在泥沼里，有的却刚好掉在晒着暖阳的窗台。 姑姑被当作“累赘”送走，却在陌生的屋檐下找到了比亲人更坚实的依靠。 前几天回老家，我在老屋的墙缝里找到半块褪色的红布，奶奶说那是当年送姑姑走时，从自己嫁衣上撕下来给她包鸡蛋的。 现在那布脆得一碰就掉渣，就像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而姑姑如今坐在轮椅上晒太阳时笑出的皱纹里，却盛满了比红布更鲜活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