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邓稼先在临终前提出想要去看一眼天安门，可当他乘坐的轿车驶过天安门时，他忽然对一旁的妻子问道“30年后，国家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车窗里的五星红旗正随着秋风飘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邓稼先突然坐直了些。 护士刚换的输液管还在滴答作响，他枯瘦的手指却紧紧攥着妻子许鹿希的手，目光像钉子般钉在窗外掠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这个在罗布泊晒得黝黑的男人，此刻脸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谁也没想到这句轻声的叩问，会成为留给时代的回响。 1958年那个闷热的夏夜，钱三强递来的香烟在邓稼先指间烫出了个小窟窿。 “国家要放个大炮仗，你敢接吗？”话音未落，34岁的物理学家已经把茶杯里的水一饮而尽。 第二天清晨，许鹿希发现丈夫的书房空了，桌上只留着本翻开的《核物理导论》，书签夹在第239页那是钚元素的原子序数。 罗布泊的风裹着沙砾打在帐篷上时，邓稼先正趴在马灯下核对数据。 算盘珠子噼啪响了整夜，年轻的科研人员轮流趴在算稿上验算，天亮时纸页边缘都被汗水浸卷了。 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小声问“邓老师，咱们这辈子能看到成果吗？”他摘下眼镜揉揉发红的眼眶，指着帐篷外的骆驼刺说“你看这草，扎根十五年才能冒出嫩芽。 ” 1979年那个飘雪的清晨，氢弹试验场的警报声刺破了戈壁的寂静。 降落伞没能打开，钚239碎片在黄沙里闪着幽光。 邓稼先推开扑上来的警卫员，蹲下身用镊子夹起碎片时，防护口罩里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 后来同事在他口袋里发现半块没吃完的馒头，冻得硬邦邦的，像块石头。 病房里的阳光斜斜落在那枚国务院劳动模范奖章上时，邓稼先正用颤抖的手在建议书末尾签字。 于敏递来的钢笔漏墨，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几个字旁边晕开一小团墨渍。 他忽然笑了，指着墨渍说“你看，这多像咱们当年在罗布泊看到的蘑菇云。 ”十二天后，这双手再也握不住笔了。 如今安徽怀宁的纪念馆里，那把跟着他在戈壁滩用了十年的算盘还摆在橱窗里。 玻璃上倒映着前来参观的孩子们，他们指着泛黄的演算纸叽叽喳喳“原来原子弹是用这个算出来的呀。 ”许鹿希老人每年都会来天安门广场放风筝，风筝线在春风里簌簌作响，像极了当年丈夫从西北寄来的信里，那句总也写不够的“勿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