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明、清时代，由于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所在的偏远地区的管理较弱，因此给予当地民族首领以权限、官职，并可世相承袭，坐拥军队，建立自己的衙门，其地位与小皇帝相当。 那枚刻着藏汉双语的印玺在油灯下泛着冷光，他说这是爷爷杨积庆传下来的，可今天要亲手把它交给新政府。 我那时不懂，为什么坐拥万贯家产的土司家族，要主动结束五百年的世袭统治。 卓尼的老人至今记得民国二十年的冬天，爷爷杨积庆让人在洮河南岸架起了第一根电话线。 这个13岁就承袭土司位的年轻人，带着藏民在雪地里挖电线杆坑，手指冻裂得像老树皮。 他办的柳林小学是甘青藏区第一所新式学堂，学生里既有土司家的公子，也有穿羊皮袄的牧民孩子。 1935年红军过卓尼时，爷爷打开了十八座粮仓。 那些装满青稞的木仓在月光下泛着银灰色，红军战士用刺刀撬开仓门的声音，后来被编成了藏歌。 去年在省档案馆，我看到当时的收条：收到杨土司小麦青稞叁拾万担，墨迹在宣纸上洇开，像极了爷爷遇难时溅在经卷上的血。 1937年博峪事变那天，奶奶听见枪声从衙门后院传来，爷爷常坐的虎皮椅后来空了整整三年。 父亲杨复兴接手土司印时刚满12岁。 他把爷爷留下的500瓦发电机拆了又装，说这铁疙瘩比象牙印信实在。 1949年9月，他带着四十八旗藏兵在洮河边列队，把印信和兵权一起交给解放军代表。 那天的河水特别清，能看见河底爷爷当年埋下的步枪零件。 现在卓尼的年轻人大多没见过三格毛藏装。 县城里奶茶店和牛肉面摊挨在一起，穿冲锋衣的导游举着喇叭讲爷爷的故事，游客们手里的智能手机闪着光，比当年那台发电机亮得多。 柳林小学的红砖楼前，老杨树还站在那里，树皮上刻着的藏文名字，早被孩子们的小手磨平了棱角。 上个月回卓尼，我在县博物馆看到那枚象牙印信。 玻璃展柜里，它旁边摆着父亲起义时穿的藏袍，袖口磨出的毛边像一圈圈年轮。 讲解员说这是民族团结的见证，可我总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卓尼的土司可以不当，但中国的土地一寸不能少。 洮河的水还在流，冲过爷爷种的柳树林，也冲过我们这代人心里的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