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是什么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是什么原因呢？ 陈永贵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县一个叫虎头山的小山村里，早早就没了爹妈，五岁时母亲妹妹弟弟接连走了，六岁父亲也撒手而去。从小就得自己讨生活，给地主家放牛放羊，风里来雨里去，日子过得苦哈哈的。1945年八路军解放了家乡，他马上投身民兵队伍，干劲十足。三年后正式入党，1953年当上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那时候他已经快四十岁了。 大寨那地方山高坡陡，石头多土少，种地难上加难。可陈永贵带着村民们硬是拼出来了。他们肩挑手扛，用铁锹扁担把土从沟底运到山顶，修梯田，治山沟。1963年那年灾祸不断，两次洪水，两次大风，还有冰雹霜冻砸得庄稼不成样。但他们愣是创出奇迹，当年粮食亩产704斤，不仅自己吃饱，还给国家交了24万斤余粮。全村盖起新窑洞，生活有点起色。这事传开后，1964年毛主席在河北邯郸开会时特意问起大寨的情况，夸陈永贵文化不高但干事有本事。全国就掀起学大寨的热潮。同年年底，毛主席生日，周总理亲自请陈永贵去参加宴会，他端着碗坐那，感觉像做梦一样。从那开始，他的路子就宽了。 1969年他当选中央委员，1973年进政治局，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上，直接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这从一个山村农民到国家领导人，变化大得让人咋舌。可陈永贵没变调，他户口还搁在大寨，每月就挣45块工分钱，后来山西补100块，国务院给36块，总共也就厅级干部的水平。吃喝简单，一碗粥配咸菜就对付了，衣服是粗布黑鞋，抽最便宜的烟。国务院配的高级厨师他不要，从老家找个做家常饭的来。他这人就这样，骨子里还是农民。 刚上任，组织安排他住钓鱼台国宾馆3号楼。那地方本来是接待外宾的，环境好得没话说，树木湖水，安静得很。可陈永贵住进去没多久，就觉得不对劲。那里层层警卫，出入得查证件，里面人少，声音都回荡。他习惯了大寨的热闹，早起下地干活，在这儿闲着没事干，文件堆成山，可他识字不多，只能认几个领导名字，别的就画圈应付。住了二十来天，他憋不住了，以考察农业的名义跑回山西，又去福建墨西哥转悠。三个月后回来，感觉更压抑，总想着山里的田地和村民。 1975年4月，他干脆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提了个“三三制”的想法：一年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劳动，和社员一起扛锄头挑担；三分之一时间全国调研，实地看农田生产；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办公，处理国务院的事。同时，他直说不想住钓鱼台，那地方脱离实际，住着不自在。毛主席收到信，挺赞同，在5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支持，还幽默地说“钓鱼台没鱼可钓”。这意思其实挺深，毛主席担心陈永贵住久了沾上官气，忘了农民根子，得让他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别和群众隔开。核心原因就是这个，怕脱离基层，变了调子。 毛主席一表态，其他政治局委员也跟着搬家。只有少数人拖到后来。陈永贵听说后，赶紧收拾东西，1975年8月中旬搬到东城区交道口一个胡同小院。前院住警卫，后院是他和几个从昔阳带来的秘书警卫厨师司机。院子宽敞，有彩电电话乒乓球桌，两辆车，一红旗一日本进口的。可他还是过得简单，不带家属来京，老婆孩子在大寨挣工分。他拒绝配服务员，说不方便。买粮买菜抽烟都自己掏钱，山西每月补点伙食费。 搬出来后，他工作还是卖力，全国跑调研，提了不少农业建议。可副总理身份，外出得层层审批，他不自在。有次溜出去逛商场，被人围观；去理发，店员不收钱，他气得再不去。从那以后，多在院里转悠，不随便出门。1980年，他主动辞去副总理职务，身体原因加上觉得不适应。卸任后，看到内参上大寨的一些报道，他气得饭都吃不下。李先念让人别再给他送那些材料，免得影响健康。 退休日子闲下来，他不习惯，申请住部长楼，在阳台种花，早起扫楼道。拎菜篮子买菜，售货员认出他不收费，他就换家店。1983年，安排他去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每周去一次，接触土地，心情好点。可没两年，1985年手术查出肺癌晚期。他嘱咐骨灰撒回大寨虎头山。1986年3月26日去世，村民给他立碑，刻“功盖虎头，绩铺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