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0年，徐霞客在云南病倒，双足俱废，眼看就要活不成了。丽江土司木增却下达一道密令：倾尽全府之力，送先生回江阴。 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护送。在明崇祯年间的乱世中，路上盗匪横行，地方政权混乱，从云南到江阴要走五千多里山路和水道，耗费巨大人力物力。 而木增之所以下定决心，是因为他明白徐霞客的手稿，不能丢在滇地。此前徐霞客曾为他校订《鸡足山志》，也曾为他的诗文作序，两人夜谈经史、地理、水文。 在木增眼里，徐霞客不只是一个病人，而是肩负“整理山河”的人。 早在入滇之前，徐霞客已经行旅二十多年。他不是为游山玩水，更不是官派，他要做的是亲测《禹贡》中所载“三江”流域。 澜沧江、金沙江、怒江几千年来在古籍中混乱不清，徐霞客亲自翻山越岭，走访流域上下，想弄清它们的真实流向。 在腾冲，他独自深入黑水河源头；在大理，他对洱海形状、支流流速逐一测记；在鸡足山下，他因连年湿毒导致双足肿烂，失去行走能力，仍在榻上口述笔记。 病入骨髓，但笔不离手。 木增并非中原文人，也非科举出身。他是丽江世袭土司，执政数十年，却能写诗、著史，主持修建万卷楼。他将徐霞客安置在解脱林，供食宿、派人照料，还让次子木懿拜徐霞客为师。 土司与布衣，本非同道，但木增说过一句话：“此人之志，非山川不安，非笔墨不宁。”他知道，徐霞客手中的稿纸，未来比边地十城更有价值。 护送途中，路经金沙江时，船夫不敢摆渡，木增亲派人沿江岸找渡点，用麻绳架起索道，让人抬滑竿横渡江面。渡口惊险，江水湍急，一脚夫摔落崖边，用膝盖硬撑滑竿，磨破血肉不松手。 进入贵州时，瘴气弥漫，随行郎中每日为徐霞客熏洗伤口，徐霞客高烧中仍让人递笔，继续写沿途所见。 明末各地烽烟四起，边疆土司尚能识得文之重，知之难得。返乡途中，木增写信数十封，请沿途各府驿照应，许多官员见信便知是“护徐使者”，纷纷开关通行，不设阻碍。 返抵江阴那年是崇祯十四年正月，徐霞客靠着木增与仆人顾行的照料，总算在家中重整残稿。每夜挑灯誊写，核对路径地名，亲自删改重复记述。 几个月后，他终于完成对多年游历的整理，留下详细记述中国地理、水系、地貌的巨著。未及夏末，病重辞世。 徐霞客死后，其亲属将其手稿汇集成卷，后人刊刻为《徐霞客游记》。但若无那一场五千里护送，手稿或散佚于滇中山林。 在那个朝代衰颓、士人避世的时代，一个边地少数民族统治者，却比许多所谓名士更懂得文明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