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在哀牢山深山了发现4万几乎全裸的男男女女，调查后才发现，他们竟是靠着吃野果和捕猎为生的苦聪人。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很多人刷短视频，经常能看到一句话：“这几十年，中国很多地方真的是一步跨越千年。”要是你觉得这是夸张，那不妨看看云南哀牢山深处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再想想值不值得细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解放军和地方工作队在哀牢山腹地巡查时，居然在密林里发现了一群几乎全身赤裸、说着谁也听不懂语言的男女老少。 不会讲汉话，也不认字，更不知道“国家”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他们住的是树枝搭的窝棚，吃的是野果、野菜，靠着简单的捕猎活命，和我们印象里的“原始部落”几乎一模一样。 后来经过民族识别才搞清楚，这些人其实并不是“从天掉下来的野人”，而是拉祜族中的一支，自称“锅锉”，后来被正式称为“苦聪人”。 史书里早有零碎记载，唐代称他们为“锅挫蛮”，清代写成“古宗”，祖先大致可以追溯到古代氐羌部落，一路从西北辗转迁徙，最后缩进了哀牢山最深处。 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种境地？不是天生就想与世隔绝，而是被历史逼进了绝路。长期以来，外部势力对他们征敛压迫很重，特别是在旧政权统治时期，一轮轮拉丁、抓丁、搜刮，让这个弱小群体对“山外人”彻底绝望。 为了保命，他们选择一退再退，从山腰退到山顶，从村落退到原始森林深处，慢慢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靠刀耕火种和采集为生。 没有金属农具，他们用木棍当锄头，在地上戳个洞，扔几粒种子；没有盐巴，长期缺乏营养，很多人身体浮肿；没有稳定粮食来源，一年能吃饱一两个月都算运气好。你很难想象，这样的生活竟然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0年代，地方干部在深山里断断续续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却怎么也靠不上前。一见到穿军装、背背包的“外人”，苦聪人本能反应只有两个字：逃跑。 他们把过去遭受过的苦统统投射到面前的这些人身上，宁愿继续在林子里挨饿受冻，也不敢迈出一步。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57年。金平县政府专门组建了一个小分队，背着粮食、布匹、盐巴、药品，一头扎进了密林，不是去“抓人”，而是去交朋友。面对高度戒备的苦聪人，他们想了个笨办法：不直接现身，而是把盐和粮食安安静静放在他们出没的小路旁，自己退到远处观察。 对于常年吃不到盐的人来说，这几小包白花花的东西，几乎就是救命恩人。有人壮着胆子拿走了，发现居然没人追杀，慢慢地，恐惧开始松动。 后来，工作队又通过熟悉山里情况的少数民族群众当“中间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话一点点解释：现在是新中国，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欺负你们了。 彼此能坐下来讲上一两句话，这在当时就是巨大的进步。从第一次接触，到真正愿意跟着工作队走出老林，中间经历了好几年的来来回回。 很多苦聪人走出山口没几天，又悄悄钻回林子，因为“不适应”“不习惯”，甚至连住在房子里都觉得难受。 1960年代初，到底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说动了。到1963年前后，几千名苦聪人正式从原始森林迁到政府规划的新定居点。 干部们给他们分牛、分农具、分种子，还协调周边哈尼族、傣族群众拿出一部分良田，帮助他们从最原始的刀耕火种，过渡到稍微现代一点的农业生产方式。 听上去好像挺顺利，但真正的难题这时候才开始显现。长期封闭的生活，让苦聪人对“田地归谁”“东西怎么算自己”几乎没有概念，大家习惯了什么都“公用”，你种的我也可以拿，我打的猎大家一起分。要理解“自家地、自家收、自家管”这种现代产权观念，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 生活习惯上的差距更是无处不在：不会用厕所，吃饭睡觉混在一块儿；不懂疾病预防，村里时不时爆发各种传染病。 有的家庭搬进新房没多久，又跑回林子搭草棚，觉得那种才是“安全的地方”。基层干部成了“保姆”，教他们洗手、煮熟再吃、蚊帐怎么挂，甚至要教怎么拿筷子、怎么上学。 但只要有人不放弃，时间终究会给出回报。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民族地区的投入持续加大，苦聪人的生活节奏开始明显变快。 1990年代末，云南实施“155温饱工程”，对极度贫困地区定点帮扶，引进高产水稻、玉米等新品种，完善山地水利。 一亩地的产量从几十上百公斤蹿到几百公斤，“一年吃不饱几个月”的日子逐渐成为过去时。 新世纪以后，各种专门针对苦聪人聚居区的扶贫、安居工程接力上阵。瓦房、二层小楼一栋栋盖起来，通电、通路、通自来水成了硬指标。 电视机、摩托车、手机慢慢出现在家家户户，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教室，开始学汉字、学普通话，很多人第一次在书本上读到自己民族的名字。 这几年，大家在讨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时，常会问一个问题：发展是不是会“落下谁”？苦聪人的经历，其实就是一个很扎实的回答：哪怕藏在大山最深处，只要被发现，只要肯花时间、花耐心，就不会被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