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丈夫因找不到她，差点翻遍了北京城，10多年后，儿子打开门，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老太太，定睛一看，却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 说起王承书，那可是物理学界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她就和顶级导师搞出了轰动学界的方程，当时多少人断言，只要她留在美国，诺贝尔奖那是迟早的事儿。 可谁也没想到，这位被视为“居里夫人”接班人的女学者，放着国外的优厚待遇不要，硬是顶着重重压力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 回国后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好歹一家人团聚，在北大教书育人也算安稳。可这种平静，在1961年那个柳絮飘飞的中午戛然而止。 那天王承书像往常一样拎着那个旧布包出了门，饭桌上的碗筷还没来得及收拾，丈夫张文裕也没多想，只当妻子是去实验室加个班。 可这一走，就像是水滴融进了大海，彻底没了踪影。第一天没回来，第二天没消息，等到了一周后，张文裕才意识到出大事了。 他发了疯似地找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去学校问，去派出所查，甚至连街道办都跑烂了鞋底，可得到的回答全是摇头。 街坊邻居们私下里议论纷纷，有的说她是不是受不了苦跑了，有的猜她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各种难听的猜测像针一样扎在张文裕心上。 其实，就在王承书“消失”的前夕，她接到了国家的一项绝密任务。因为当时国际形势突变，原子弹研发卡了壳，急需提炼高浓铀的核心技术。 这事儿关系到国家的腰杆子能不能挺直，但前提是必须隐姓埋名，连枕边人都不能透露半个字。 面对这样的要求，王承书没有半点犹豫，把家里的一切抛在脑后，转身就钻进了大西北的荒漠里。 这一去就是十几年。在那个代号“504”的工厂里，王承书不再是什么知名教授，她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冷冰冰的编号。 她是厂里唯一的女性专家，却干着比男人还狠的活儿。那是真苦啊，住的是漏风的帐篷，吃的是夹杂着沙砾的干粮。 那时候没有超级计算机，所有的数据都得靠手摇计算器一点点算出来，为了抢时间，她带着一帮年轻人没日没夜地干。 风沙灌进眼睛里，揉一揉继续看数据；高烧不退，吃两片药接着算。短短几年时间，原本一头乌黑的头发全熬白了，背也驼了，脸上刻满了风沙留下的褶子，看起来就像个地地道道的农村老太太。 最难熬的其实不是身体上的苦，而是心里的煎熬。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帐篷外的月亮，她怎么可能不想家？怎么可能不想念丈夫和年幼的儿子？ 但她心里清楚自己手里攥着的是国家命运的底牌，这副担子太重了，容不得半点儿女情长。 她把对家人的思念，全部化作了对数据的严谨和对工作的狂热。正是靠着这股子拼命的劲头，她带领团队硬是提前一百多天交付了合格的高浓铀产品，为1964年罗布泊那声震惊世界的巨响立下了汗马功劳。 直到1978年，这项任务的保密级别终于下调，王承书才得以获准回家。当她拎着那个磨破了边的旧包站在家门口时，这一别已经是沧海桑田。 开门的是她的儿子张哲，看着眼前这个白发苍苍、衣着朴素甚至有些寒酸的老太太，儿子愣是没敢认，直到那熟悉又陌生的眼神对上，母子俩才抱头痛哭。 那十几年的缺席，那十几年的委屈，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沉默的泪水。面对家人的询问，她依然守口如瓶，只淡淡说了句“保密”。 王承书这一辈子，都在做“减法”。她减去了名利，减去了享受，甚至减去了作为母亲和妻子的陪伴，只为了给国家的科研做“加法”。 晚年病重时，她留下的遗嘱更是让人动容：把毕生积蓄全部捐给希望工程，那些珍贵的科研笔记留给国家，最后连自己的遗体都要捐给医学研究。 甚至在丈夫去世后，她也把丈夫的积蓄拿出来，在西藏捐建了一所小学。她这一生，真的是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什么都没给自己留下。 在这个追逐名利的时代，回过头看王承书的一生，简直像个神话。 她从世界前沿的物理理论，到回国后的气体动力学，再到最后的铀同位素分离，每一次都是国家需要什么，她就去干什么，哪怕是从零开始，哪怕是隐姓埋名。 原子弹早已不再是新闻，但像她这样甘愿把自己当成铺路石的人，才是撑起这个国家脊梁的真正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