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飞回南京，一下飞机，戴笠对他说了一番话，蒋介石听完大怒：“把这个钱大钧，也给我抓起来！” 1936年冬，南京机场风硬得像刀。 专机舱门一开，蒋介石扶着舷梯下来，骊山上摔出的伤一动就抽痛。 戴笠迎上去，几句公事话交代完西安的结果，末了加了一句：“钱大钧嫌疑很重。”声音不大，意思不轻。蒋介石脸一沉，扔下一句：“把他也抓起来。”一句话，把跟了自己二十多年的侍从长，当场推到风口上。 几周前的12月12日，临潼华清池一夜没睡安生。 东北军半夜摸到行辕外，枪口围了一圈，院里的人还在被窝里。 蒋介石从梦里惊醒，睡衣都没换，翻窗就跳，后背在墙角和乱石上蹭出血痕。 外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沿山路往上窜，在骊山半腰挤进一条窄石缝，只能弯腰缩腿站着，小腿露在外面，被荆棘划得一条条。 山下脚步声、叫喊声来回晃，正是照张学良那句“活捉委员长，否则提头来见”的死命令在搜山。 搜山队伍最后还是在石缝里找到他，一个穿着睡衣、满身泥的总司令。西安城里，人来人往谈判，周恩来坐下来同各方斡旋，宋美龄赶来劝解，张学良、杨虎城被推到桌前。 局面一点点从剑拔弩张拐向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送回南京，命总算保住了，面子却掉了一地。 骊山石缝、睡衣逃命，这些画面在脑子里一晃，最先盯上的，就是身边这套警卫系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他最倚重的一间“内屋”，很多机密从这里走。钱大钧是第一处主任，也是侍卫长，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干过军统局局长、上海市长、淞沪警备司令，被叫作“八大金刚”之一。 平时近身伺候，说一声心腹不过分；事变前后一点风声没探到，事发那一刻也没出现在身边，这份心腹立刻就打了折扣。 调查一开，关于他的几条嫌疑很快摆到桌面。 专列机车车头在事变前从临潼调去西安，等蒋介石想坐火车走时，站上空空，这一条先扣在他身上。华清池被兵谏那一刻，蒋介石满院乱跑，也没看到侍从长护驾，这是第二条。 档案里写着，他早年在“鄂、豫、皖剿总”和“武昌行营”同张学良共过事，关系算得上熟；西安行营副主任何柱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也是保定军校同事，又兼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事变中他中弹后去何家养伤，这一来一回，更像“有默契”。 蒋孝先在事变中被打死，侍从室特务组没随行，现场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死无对证”，也被算进账里。 戴笠接了命令，问起话来半点情面不留。 钱大钧被一连串问题顶着，冷汗直流，心里明白，撤职是小事，要是扣上“同谋”二字，随时可能枪毙。 能做的，只能把自己知道的全摊出来：机车车头，是张学良亲口说气泵有毛病，要调去西安站检修，时间不长，就没再调别的车头回临潼；华清池那晚没在蒋介石身边，是因为前一晚杨虎城设宴，他陪西安政要喝得酩酊大醉，回去就睡死，半夜被蒋孝先的随从叫醒，披衣往华清池赶，刚到附近就被流弹击中，“弹从肋骨间入，而由左肩出”，流血流得人发软。 和张学良、何柱国的那点关系，他只能解释成“奉命联络”：主子要他出面打点各路人马，他就去，对方是旧识，话好说些，并不等于自己站错队。 特务组没跟着蒋孝先出行，侍从室有电报底稿，上面写明未奉批示，这算是为自己添一点硬证。 嘴上这些话，说服力有限，他索性拿出那件染满血的旧衣服，让戴笠送到蒋介石跟前。血迹干成一片，弹孔位置和医护记录对得上，这些是抹不掉的东西。 蒋介石刚从骊山石缝里被拖出来，对“谁敢在枪口底下露头”心里有杆秤。 真要通敌，犯不着往火线上凑。这一层想通，怒气压下一截，钱大钧从“可能杀头”退到“失职查办”，侍从室原主任晏道刚、戴笠派往西安的曾扩情，被撤了职，算给外界一个交代，他自己后来又慢慢回到台前。 在许多同僚眼里，他能躲过去，还有一层，是他那点“会做人的规矩”。“不存我见”这四个字，挂在嘴上，也刻在石头上。 那是一方清代田黄石椭圆印，印身光素，石头透润。 2018年西泠春拍，这枚印被推出，明说是钱大钧旧物，估价八十万到一百二十万，印面刻的就是“不存我见”。这方印曾经盖在他的篆书《明心见性》上，意思提在那儿：心里要有数，嘴上别逞强，遇事多揣摩上意，多替局面想一步。 石头是死的，字是活的，这些话凑在一起，勾出的，是一代人习惯把心事刻在印面上、不爱挂在嘴边的老派脾气。 钱大钧也是这一路人。 好财，也好字，喜欢同文人雅士来往，钟鼎篆字写得干净有劲，常常“颇以文墨自慰”。 西安事变这一遭，让他在枪口底下走了一圈，也在怀疑声里挨了一阵。等日历翻到1952年2月3日，他在日记里把这份闷气摊开：追随“老先生”二十多年，自认忠心耿耿，从未逾越职守，也没胡作非为，可蒋介石对他，并不怎么上心。 事变之后几次见面，问的都是不痛不痒的话，生活、家庭一概不提；每到年节，对别人问候、馈赠有来有往，对他就是“不问不闻”。
